上古汉语“下行”义类运动动词的词化模式

Talmy分析运动事件中动词融合的语义要素,史文磊细化其中的语义要素。上古汉语中的“下行”义类运动动词在主体、背景、路径（矢量、构向、路向）、运动和方式、致使等语义要素的融合上有不同的表现,可分析出十四种不同的词化模式。个案的详细考察有助于分析同一义类运动动词的语义关系,有助于认识词化模式分析对汉语研究的意义所在。     

语义特征分析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V1＋V2＋O”向“V＋C＋O”演变再探讨

“V1 V2 O”向“V C O”的演变,可以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来进行分析说明。句法结构中某个成分的语义特征的变化一定在功能上有表现,反过来,功能特征发生变化,必定伴随语义特征的变化。“V1 V2 O”演变为“V C O”,关键是第二个动词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这可以通过对其语义特征变化的分析加以解释和证明。上古汉语有一类“结果自足动词”(“综合性动词”之一种),这类动词具有[ 自主]、[ 可控]、[ 终结]、[ 外向]语义特征,在上古汉语里,它们在句法结构中必须与其受事成分同现,受事成分或位于其后作宾语,或位于其前作主语。只有当这类动词位于“V1 V2 O”结构的V2 位置时,“V1 V2 O”才有可能演变为“V C O”。这是因为到中古,这类动词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带宾语的能力减弱并逐渐消失,同时他们的[ 自主]、[ 可控]、[ 外向]语义特征也减弱并逐渐消失。     

关于日语复合动词“～かかる”

在借鉴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逆引きデジタル大辞泉》中的39个VV型复合动词“～かかる”进行了重新分类,并分析了各类“～かかる”的前项动词之间存在的共同的语义特征。具体表现为：（1）修饰成分＋被修饰成分,“かかる”表示覆盖、接触之义,前项动词或为含有事物整体向下坠落之义的动词或为表示事物的上半部分向下意义的动词。（2）被修饰成分＋修饰成分,根据修饰成分“かかる”的不同语义又分为动作的方向相向、强调和始动三种。前项动词分别为含有攻击或危害语义的动词,表示主体向对象靠近语义的动词,瞬间动词。（3）前后项动词的关系对等,无修饰与被修饰。前项动词为表示经过、通过等义的动词,复合动词整体表现的是新局面产生的偶然性。     

关于“动＋出＋宾＋来”中的动词制约性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现代汉语“动＋出＋宾＋来”中的动词的特点存在着一些使人误解、笼统的说法。我们考察后发现：一方面，此格式中动词音节的多少对动词的选择有很强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此格式中动词的语义特点也对动词的选择有很强的制约性。     

“到底”的去范畴化考察

“VP到底”可表空间、过程或程度,“到底VP”可表主观时间和确认等意义。导致“VP到底”语义差异的主要原因是V的语义特征,导致“到底VP”用法差异的主要原因是VP的时体特征。此外,“到底”和“说”等言说义动词紧密结合,还可表总结及本质分析的篇章功能。汉语“到底”的语义演变,充分体现了汉语方所成分去范畴化的连续性,以及空间认知模式在汉语表达中的重要作用。     

近代汉语中“与”“给”字式使役句研究

近代汉语使役句的句法结构可以表述为“主语＋使役动词＋兼语＋VP”,语义结构可以表述为“致事＋使役标记＋被使者＋结果”。通过对近代汉语“与”和“给”字式使役句句法和语义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其发展变化过程,即使役动词从动作义到具体使役,再到抽象使役或被动义。     

英汉动词“结果”义概念化方式对比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英汉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其动词“结果”义概念化的方式可能存在异同。概念化的方式不同，也会影响到有关词语的语法表现形式。文章通过对比发现，英语中“结果”义常常综合地表达在动词中，而汉语则偏向于分析地采用“动词＋小词”的形式表达；同时，根据汉语动词“结果”义概念化对句法系统的影响，说明了现代汉语句子信息组织原则。     

“死活＋VP”格式及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中的“死活＋VP”格式在语义表达方面,表达背离性的“结果义”和一致性的“行为义”;在语用功能方面,该格式普遍具有凸显“VP”的功能,同时表“行为义”的“死活＋VP”格式还具有特殊的“反驳”功能;在句式联系方面,表“结果义”的“死活＋VP”格式不能形成取舍句,而表“行为义”的“死活＋VP”格式一般能形成取舍句。     

上古汉语中的两类名源动词

名源动词是上古汉语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在上古时期口语性比较强的文献中大量存在。从词义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上古汉语名源动词内部并不是均质的,它分为新创类名源动词和固定类名源动词两类。这两类名源动词在句法分布、内部语义类别、先秦到两汉的发展演变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从两类名源动词形成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起源名词所表示的名物跟名源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两者之间认知关系上的远近、名源动词在语义场中的地位、跟名源动词相对应的分析型表达式是否存在。     

“吃”及“吃＋N（NP）”的语义学深层解读

实义动词“吃”所带的宾语,不止在语义类型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所指具体范围也在扩大。从语义学的角度来重新对“吃”以及“吃＋N（NP）”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吃”和它所带的工具宾语、方式宾语、结果宾语、目的宾语的概念义素和功能义素,可以验证“吃＋N（NP）”在语义深层次上的组合机制。一些特殊的“吃＋N（NP）”短语用例之所以能在语法和语用上说得通,就是因为“吃”和“NP”在功能义素上达到了契合。     

汉语移动动词“跑”的语义认知——以英语“RUN”为参照

汉语"跑"(V跑+O)和英语"run"(Vrun+O)的认知基础相似,具有可比性。汉语"V跑+O"语义配置格式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英语"Vrun+O"语义配置格式,且语义关系复杂。当转换为英语时,不仅涵盖英语语义配置格式语义之所指,也涵盖"run"之外的所有"跑"义动词,部分词义还投射到移动域之外。从语义认知和翻译的角度来看,汉英"跑"义动词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英汉翻译中,应注重两种语言词语的生成理据、应用之道和转换策略。     

“给予”义给字句紧缩式的句法分析

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运用vP壳讨论现代汉语中几种典型“给予”义“给”字句的生成,探索这些句式的句法特征。现代汉语几种“给予”义“给”字句是典型与格句在不同句法层面上的派生。典型与格句能否转换为双宾语句式受动词语义特征的影响,只有带“移出”义动词的给字句才能转换成双宾语句式,并进入紧缩式。如果动词只有“移动”义,不带动作趋向,句子进入紧缩式就会产生歧义。句子歧义可以通过区分具体语境中动词的“移出”义和“移入”义来消除。     

仙桃方言中的三个“起去”

仙桃方言中有三个“起去”。“起去1”是行为动词,主要作谓语中心。“起去2”是趋向动词,作趋向补语。“起去3”是后附性结果动词,作结果补语。     

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非移动动词＋趋向词”格式——以“‘割’＋趋”为个案

非移动动词进入“[-移动]动＋趋”格式后可以参与构成移动事件,但由于非移动动词的特殊性,以往排斥在移动域之外,这是移动域的特别之处。移动事件归属移动域,“[-移动]动＋趋向词”格式参与构成的移动事件也不例外,这是应信息处理工作准确提取有关语义信息的需要考虑的。以“‘割’＋趋”格式为个案,通过与“‘切’＋趋”格式语义差异的对比,讨论非移动动词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认知原理,建议将[＋移动]趋向词归为移动域,并根据汉语趋向词的实际将表示移动的趋向词称为“趋向小品词”,将[-移动]趋向词称为“强势小品词”。     

现代汉语介词“据”的形成及发展

现代汉语介词“据”来源于先秦动词“据”。“据”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西汉时期,一些连动结构中的“据”可重新分析为介词,唐五代介词“据”发展成熟,宋代以后介词“据”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据”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而“据”后宾语由具体到抽象的扩展是引发“据”发生语义变化的动因。“据”由表示“杖持”的实词义到表示“依据”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经历了“倚、靠”义和“依仗”义的语义演变阶段。“据”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据”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隐喻。     

“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语义内涵探析

现代汉语常用祈使句“A＋V＋（一）点儿！”（V代表单音节动词,A代表单音节形容词）表示说话者的态度和意愿,句式中的A常为表示数量范畴的形容词“多”和“少”;而其他语义范畴的形容词只能构成“V＋A＋（一）点儿！”的句式,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语言现象。而且后一种格式都可以转换为前一种格式,前一种格式一般不能转换为后一种格式。从认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化的角度去探究其动因和机制,可以发现祈使句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表达了数量范畴的“多”“少”使用的频率高,范围广,在人们的头脑中有深刻的认知基础,祈使句与数量范畴建立关联后是无标记项,同时“A＋V＋（一）点儿！”的语序结构也是保留了古代汉语中形容词用于动词前直接作状语的用法。     

古汉语假设连词“使”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使令动词“使”常出现在兼语式中，兼语式中“使”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命令义、致使义、容许义。这三种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逐渐虚化、动作义不断减弱的序列，这种语义变化与其处于兼语式的句法环境密切相关。假设连词“使”是表“容许”义的动词“使”的进一步虚化，它的假设义来自于语境。     

关于"动+出+宾+来"中的动词制约性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现代汉语“动 出 宾 来”中的动词的特点存在着一些使人误解、笼统的说法。我们考察后发现:一方面,此格式中动词音节的多少对动词的选择有很强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此格式中动词的语义特点也对动词的选择有很强的制约性。     

闽方言“有＋VP”句式溯源

上古汉语中这类“有＋VP”句式和闽方言“有＋VP”句式在动词的陈述性、结构类型、“有”的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应是闽方言“有＋VP”句式的起源。除语法学上的论据外．闽方言“有＋VP”句式的起源还可以寻找到社会历史学角度的依据。西晋末年汉人大规模迁徙入闽，为闽方言输入了相当数量的上古汉语的语言成分。而闽地相对闭塞的地理、社会环境使得这些上古语言成分得以保存至今。方言学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可作为辅证。     

“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构式的鉴定

“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构式可以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进行鉴定。形式上，“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由动词和实现为宾语的非核心论元名词两个构件组成。意义上，“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有“选择及排除”和“强事件弱动作”的构式意义。“选择及排除”构式义的浮现是由于宾语往往来自于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语义场，语义场内成员互相对立的关系使“选择及排除”义得以浮现。“强事件弱动作”的构式义则是通过删略受事信息、添加事件背景信息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