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治学思想对当代学人的启示

以《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治学思想为主线,结合近现代学者对治学态度与方法的诠释与发展,提出其给当代学人的治学启示主要有:(1)博学、审问、慎思是培养当代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的有力借鉴;(2)明辨、笃行是成就当代学人政知与力行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3)学风、文风、德行是衡量当代学人治学真伪的主要标志。     

分科设学和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转型

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分科设学模式，是传统的内部变动和西学的外部输入错综交织的产物。清末学人在教育改革中重新发现并发展了宋儒胡瑗以来的分斋课士的书院传统，逐步将西学门类整合进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经由学校体制、分科设计和研究方法的层层更新，形成了一幅中西学冲突融合，书院和学堂彼此移位，经学失去主导价值，以致传统学术体系最终分解的极其复杂的图景。     

创知与致用 ——民国时期边政学派学术活动述评

边政学是民国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门学科,其间有大量知名学者参与边政学的学术研究,为推动其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遂使边政学研究成为著名的边政学派。与当时的国家命运相伴相依,边政学之学术研究不仅有创知的紧迫感,还有致用的目的性,因此与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纯洁性”规范存在一些差异。考察边政学派之创知与致用成果,能深刻理解彼时学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融合的浪漫情怀,也能探察其致力于“西学”中国化的良苦用心。边政派学人走出“书阁”、注重田野调查的学术实践,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实干精神,对当今的人文社科研究不乏启示意义。     

论凌廷堪与西学

在清代天文历算学史上,凌廷堪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在此领域的成就并不算太大,却与焦循、李锐一起享有"谈天三友"的美誉;他是继江永之后,唯一敢于反对"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他的历算学成就及其对待西学的态度,反映了清代众多学者在汉学与西学关系上的艰难应对,以及传统学者在中西文化碰撞时期所展示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出版

本书为梁启超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合刊本。在这两部著作中,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变化的崖略,学术流派、人物和著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与治学方法,纵横论列,广征博引,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文字学、音韵学、老据学、史学、方志学、谱牒学、地理学、乐曲学、历     

揭暄的学术交往及其著述

摘要：揭暄是明末清初士人,经历明清鼎革后归隐山林,专心访学交游,其所著军事书籍及对宇宙论的探讨颇有见解,为当时学者所称道。揭暄少年时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并对西学有所接触;归隐后与著名学者如方以智、方中通、游艺等相熟并与江西著名学派成员走动频繁,学术交往活跃,形成了一个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地缘联系、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并在学术活动中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揭暄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其交往学者关注的问题和学术背景影响并得到其观点的启发,在学术探讨和辩难中愈渐丰富和成熟起来。     

晚清史学风气之转移与结胎

具有"百学之本"的史学,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一重镇在晚清时代,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冲激、新的治学方式的初步输入,开始在古典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学术趋向.传统的乾嘉考据学虽然在学者中有不在主流的继承、发挥,但遭受的批评比较直接也很尖锐;提倡民史、新史学,组织史学会,创办新学术杂志,倡导史学理论即所谓"史科"、史学方法,成为晚清史学的新风气、新思潮,这就为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     

经典诠释与中西比较——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有关思想的一点讨论

本文以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为例,说明近代学人对传统经典的理解和阐释,都是融汇中学与西学,开出新的路径与局面,使人文精神的传承得以绵延而不辍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     

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法近代学术史上,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陈寅恪(1890～1969)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两位学者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在敦煌学、藏学、蒙元史及中亚史、突厥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互有影响,其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加深了法中两国学者的了解.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欧阳修治学品格琐议

欧阳修是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泰斗。他不仅在众多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宏富的学术成果，其积学固本、勇于创新和积极为现实服务的治学品格也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对净化当今的文化学术环境、提升学人素质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试论俞正燮

本文论述俞正燮思想与学术成就。俞正燮维护人权方面的卓越识见,开近代人文思想之先河;对域外及西北舆地等研究,辟乾嘉朴学“经世致用”之新生面;治学中的进化观点与求实精神,为后世学人之楷模,以传统反传统的著述风格,卓然成为名家     

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白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观、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传统中医以及汉民族的人种及文明起源问题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刚接受的西方新学、新知发挥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新义,重建文化秩序,便成了近代学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编者寄语

面朝人海，春暖花开。有依山面海放眼世界的现代学堂，就有淡泊宁静祥和安适的现代学人；有笔耕不辍默默治学的学人，也就有恢宏沉稳平实深厚的学术平台。汕头大学学报以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选编刊登学术文章，荟萃各家学术思想，为有志于学术者敞开大门。不管盛名与否，只要英姿勃发，都虚位以待。大家之作，风度如华，显学术之盛象；小辈之文，推陈出新，启学术之蹊径。汕头大学学报，竭力打造自身个性品牌，为学术的繁荣贡献一分绵力。二十余载的努力随着栏目成果的呈现而渐获认可。“学术热点与前沿”和“学术批评与争鸣”两大专栏是…     

论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是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风土名物以及"新"事物、"新"现象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局面。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大致经历了生硬扯入新名词洋典故、驳杂掺入西学、有机融入西学等三个阶段。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兴起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内部因素,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等外部因素来考虑。     

熊十力先生易学思想管窥——读《乾坤衍》

熊十力先生早年研究西学,后来醉心佛法,“四十岁后,舍佛而学《易》,平生思想变迁,以此番为最大。”易学思想可说是熊先生思想的主干。他指示学人为学的途径是学习西学,涉猎佛学,归本《易》学。熊先生倾其晚年心血撰写哲学著作《乾坤衍》,自称“余之思想,变迁颇繁。惟于儒、佛二家学术,各详其体系,用力尤深。本书(指《乾坤衍》)写于危病之中,而心地坦然、神思弗乱。此为余之衰年定论。”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论朱珔《国朝诂经文抄》的成就及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清代学术的发展,以经学为中坚。阮元主持汇编而成的《皇清经解》、王先谦编辑的《皇清经解续编》等尤能体现此一特征。朱珔历时20余年汇辑成的《国朝诂经文抄》,则别辟蹊径,着眼于本朝学人文集、札记中的解经论说,对保存清代学人的研经文献、彰显其治经特色与成就等,做出了与阮元、王先谦同样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他之所以能完成此一巨编,乃缘于其学术使命感、治学取向和丰富藏书等因素。但非常遗憾的是,朱珔逝世后不久,是编即毁于兵火。尽管如此,朱珔此举所彰显出的治学取向和方法,不仅在清代学术演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至今仍不失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