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汉文视角下的古代黎族文献

黎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漫长的黎族历史主要依靠汉族士人的记载来追溯和重现。对古代汉文黎族文献形成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作者群体等进行梳理和分析,既可以发现其史料留存的重要价值,也能厘清＂他者书写＂所带来的局限和偏颇。     

明代笔记中的西藏

明代笔记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可与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笔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涉及派员入藏、设置机构、治藏方略、风土人情等内容,反映国家主权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内容体现了明廷对西藏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当然其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参考价值。     

曹操的历史历史的曹操——对曹操形象的历史哲学浅思

本文以曹操为样本,概述了曹操历史形象的变迁,浅析了这个变迁背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并由此引出了对＂历史史料＂与＂历史真相＂＂、史料背后的思想＂等一些历史哲学方面的浅思。     

十年枕上尘中梦,半夜灯前物外心——元代东林寺僧道惠及其《庐山外集》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元初庐山东林寺僧人释道惠《庐山外集》元刻本及日本翻刻本的版本情况;复又细读诗作,钩稽相关文献史料,从道惠的人生踪迹与困境、交游圈与功名心、庐山印象与归隐心境、诗观与诗风等四个方面,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道惠游移于＂尘中梦＂与＂物外心＂之间的人生轨迹、诗歌艺术特质及其宋元诗歌史意义诸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对中国语言学史材料的梳理与分析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整理出具有史料价值的语料,即解释言意、言文关系的元语言材料、语言学专著类例材料、通论性概述材料和研究方法材料。为了避免＂以今释古＂,客观再现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在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中应特别注意中国传统上＂理一分殊＂的认知模式和解读方式,进而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辨其理论、明其方法、揭其体例,述其源流,从而抽绎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线索。     

《三遂平妖传》词语考释三则

本文在爬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考释了《三遂平妖传》中的三则词语,分别为＂勾疏＂、＂有请的＂、＂做私的＂。考证结果可以补充辞书失收的词条及义项。     

元明时期树木保护法令初探

着重梳理元明史料中对树木保护的政府法令与有关记载，并与前代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在基本肯定元明两朝总体继承了中国传统树木保护法令体系的基础上，剖析出元明在此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一面。元代对农业树木的保护更加重视，颁布了大量有关法令。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内亚草原文化的生态主义色彩。而承袭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明朝，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缘位置，在颁布帝陵和北方边防林木保护法令的问题上更为重视。而这些元明两代树木保护法令上的不同面貌也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明代绘画中的“树木护栏”图样，我们也能直观地看到这一时代树木保护法令的具体执行情况。最终从树木保护的角度来阐释元明时代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继承和变革。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明代小说道教因素述略

明代小说包含着许多道教因素。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与道教息息相关,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体小说更是"道化题材"。明代小说中道教影响的意象痕迹和渗透随处可见。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原本就与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道教信仰、道教情感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道化题材"小说,就更是植根于世俗生活的泥土之中。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蕴涵——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醒世姻缘传》是明代历史章回小说的典型代表,它对明代中下层社会生活进行了共时性、整体性的展现。以《醒世姻缘传》反映的厨婢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小说描述与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认为,明代厨婢呈现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时代特征,这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奢侈之风的盛行息息相关。奢侈之风拉动了社会对家庭服务类厨婢的需求,而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使这种需求成为现实,它一方面健全了厨婢买卖的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上的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条件的考量冲击着传统道德的良贱分野。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透露出明代社会女性生存空间的狭窄。商品经济尽管为明代下层民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和谋生机遇,但女性却被儒家两性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所阻碍,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内部的有限空间中寻求适合的生存方式,明代厨婢的大量出现正是有明一代这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整体变迁的反映。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