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冲突中利益调节的三方博弈模型研究

通过分析群体性冲突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建立了非政府组织与冲突双方的三方博弈模型,并寻求博弈均衡点。通过分析均衡解,认为冲突双方是否选择和解取决于非政府组织调解成功的概率、协调成本和冲突双方不愿意和解时所产生的损失。     

基于演化博弈的核安保内部威胁研究

内部威胁是核安保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文章将等级依赖期望效用理论引入后处理厂内部威胁核安保事件中,构建以内部敌手和核安保部门为代表的博弈模型并求解,探讨情绪因素对内部敌手与核安保部门策略选择的影响。结合假设收益数值并进行仿真得出:不同情绪状态和情绪强度的组合不仅会影响最终的演化均衡结果,还会影响博弈双方策略演化的速度。此外,相比于内部敌手,核安保部门的悲观情绪强度对博弈均衡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从加强情绪监督和疏导工作为后处理厂内部威胁核安保事件的预防和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     

农民群体性事件动态演化过程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论对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1）构建了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博弈模型;（2）对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农民群体性事件演化发展的控制因素;（3）得出相关结论,即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来自于农民群体和基层政府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完全以及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追求。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群体性事件剖析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群体性事件是经济生活中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弱势群体同强势群体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导致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以增强其力量,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克服司法工作行政化倾向以实现司法公平,从而为实现均衡博弈和妥善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必要条件。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借助演化博弈模型,对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行为研究发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的动态博弈结果存在着两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博弈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的ESS和博弈双方都采取“不合作”策略的ESS.双方的动态博弈过程最终收敛于哪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取决于双方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以及所获得的收益增量.降低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交易成本以及增加双方所能获得的收益,能够使得博弈双方收敛于采取“合作”策略的稳定状态.     

博弈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与政府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直线增长。这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政府形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群体性事件最后基本都演变为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的谈判。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谈判的过程正是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文章基于博弈论相关知识之上构建群体与政府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采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参与群体在不同形式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并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最后提出治理途径。     

军民融合PPP模式的演化博弈及动态仿真研究

资金保障对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构建军口单位和民口单位博弈模型,探究军口单位和民口单位采取PPP模式参与军民融合项目的行为演化趋势.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军民双方SD仿真模型,使用Vensim软件验证演化稳定策略和分析各因素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军民双方初始意愿、项目收益对博弈双方合作策略有正向影响;项目风险成本对博弈双方合作策略有负向影响;仅当项目收益大于项目成本时军民双方才会采取PPP模式.     

媒体参与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博弈

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考虑媒体参与对群体行为的影响,构建包括媒体敏感因子、声誉损失和冲突处置成本等参数在内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博弈模型,并对群体策略选择进行演化动态稳定性分析,通过数值仿真方法分析决策参数的不同取值和初始条件的改变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及其演化路径。结果表明：媒体敏感因子和声誉损失是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动态演化的关键因素,媒体敏感因子和声誉损失较高时,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会选择合作策略,协商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政府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体监督职能对群体策略选择的引导作用,促使群体性突发事件跳出“不良锁定”状态,朝着理想状态演化。     

社会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其结果的博弈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参与各方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当诉求方的利益在博弈开始阶段即能得到满足,则群体性冲突不会爆发。当诉求方利益无法满足,则将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来争取利益。诉求方群体利益的获得程度取决于该群体的特征,是经济利益至上型、利益综合型还是示威型,这和政府(承压方)的特征是稳定偏好型、麻木不仁型、还是正常型相关。简言之,诉求方群体将根据政府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电子商务平台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博弈分析

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愈加突出,双方缺乏信任是目前阻碍电子商务潜力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依据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双方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博弈支付矩阵及复制动态方程,构建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演化博弈模型,以寻求影响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关键因素,并基于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平台上商户的经营成本、商品价格、额外收益与支出及电子商务平台上顾客的感知价值及额外损失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博弈稳定策略的演化方向;商家选择诚信经营且顾客选择交易策略有助于推动电子商务健康发展,但需要商户和平台共同作出努力来对以上因素的变动施加积极的影响。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论高校学报编校一体之得失

从校对的工作量、编辑的文化素质、编校联系、学报编校的特殊性、减少编辑工作失误、校对工作的发展等方面来看,高校学报编校一体,是可能而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利的。但也存在有忽视校对工作的学科和术科价值之嫌,编辑校对知识与技能缺乏、因熟悉校对内容而导致校对失误,对编辑工作的负面影响等一些问题和缺憾。在实际工作中,应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扬长避短,使编校一体日臻完善。     

中俄“国家年”与两国经贸合作态势分析

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各层次宽领域的经贸交流。然而，“国家年”活动的举办可能不会很快给两国贸易带来任何具体的效果。针对当前中俄经贸合作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全面分析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势，提出了日益凸显的两国贸易不平衡与贸易摩擦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等观点，并对维护我国对俄贸易产业经济安全提出应对之策。     

生物活性水和辅料对牛粪堆肥腐熟过程的研究

在以牛粪为原料的堆肥试验过程中,加入生物活性水,具有消除臭味、缩短发酵时间的作用,试验结果表明:①从温度变化的角度来看,牛粪、鸡粪、猪粪以7:2:1配料比例搭配,加入生物活性水进行堆肥效果最好.②生物活性水的加入使堆肥过程的pH值稍有下降,减少了NH4 -N的挥发损失,使养分得到保持.③加入生物活性水后的堆肥产品,对植物的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比较教育学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分析框架的比较及启示

理论分析框架的整合不仅是比较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路径,也是当代比较教育研究不断完善自身体系的价值追求。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两大理论分析框架——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前者强调运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概括出整个教育系统的一般普遍规律,后者侧重采用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为特定教育对象的发展提供决策服务。二者的比较加强了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建立包容、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断促进比较教育研究体系的整合。     

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

罗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世代相袭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美德不仅是罗马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而且对于当时城邦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大量的财富流入罗马,导致罗马社会道德沦丧,传统美德逐渐消失,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可见,罗马帝国的兴衰与社会道德的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回顾与思考

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进行了回顾 ,以示其辉煌 ,分析了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提出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实践

《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两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创新设计能力等方面,有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针对两门课程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独立设课为中心的实验教学改革和实践方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历史进步的理性基础--康德的社会历史观与法权政治思想

基于历史理性批判,康德确立了人类社会弃恶扬善的进步信念,使其道德哲学、社会历史观与自然的目的论实现了内在的统一,同时他的关于自由、平等以及独立等人类基本的法权政治思想之探讨也展示了其在一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意义问题上的深切关怀.这些思想不仅演化为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而且也对现当代西方法权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