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女性群体形象之研究

在当今中国女性研究领域,女性群体形象一直是东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些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文章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英文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并与大陆女性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女性群体形象的角度探讨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在理论立足点、学者性别构成、选题等方面的异同.     

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分配研究

教育机会均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表现。通过对近年来有关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分配问题的研究,探索我国学术界30多年来关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性认识及其对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东、西方学者因各自不同的立场、视角、方法和研究重点而形成迥乎不同的理论。西方学者对社会分层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剖析和实证研究,不过自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以来,后来学者的基本思路均是上述两位划时代哲学家所开创的社会分层模式的逻辑演进。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且基本概念和命题均舶自西方,不少学者直接借鉴国外理论以分析我国问题,显示独具特色的中国教育机会分配研究之路仍然很长。     

追溯湮没的学术史:福开森的北宋政治史研究

20世纪初,美国学者福开森围绕北宋中后期政治史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他的研究始于王安石变法,借助这一论题的巨大牵动力,又进而论及朋党之争、北宋灭亡等更宽泛、更开阔的命题,从而将讨论的主题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扩展到其背后的整个时代。福开森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东西方学术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根植于西方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继承,从与中国传统史家截然不同的角度,揭示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开辟出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路径。它体现了东西方学界的交流与互鉴,既从中国学界获取灵感,也给中国学者以启迪。当前学界所认定的由梁启超开启、占据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对王安石变法价值的"再思考",实际上便是由福开森的研究而触发的。福开森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对当前的学术史建构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思考在东西方学术交织的背景下重构近代宋史研究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     

西方与我国语言研究之比较

本文对汉语语法研究滞后的原因从对语言材料的广泛收集和整理；相关科学的影响和带头学科的推动；东西方学者思维方式和学术环境的差异；研究对象自身结构特点的不同等四个方面与西方语言研究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地比较。     

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方贸易

1200年到1400年,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开创了近两个世纪的“蒙古和平”。尽管不少学者对和平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单纯从物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蒙古帝国始终是和平的。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东西方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贸易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欧亚各地的商业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商业城市高度繁盛,商贸路线开放畅通,商人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虽然,蒙古人之间的不和与冲突对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从大环境来看还是利大于弊,至少相较蒙古帝国之前有了很大改善。     

礼貌言语行为的文化内涵研究

礼貌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近十几年来,中西方学者对礼貌言语行为之对比分析已取得了一些成就。文章从礼貌研究的观点入手,回顾了与礼貌概念上中西方的差异和冲突有关的研究,并探讨了对于礼貌言语行为对比研究的恰当方法。     

外部因素和民族问题的激化与苏联解体新考——欧美学界的研究

从外部因素对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演化分析苏联崩溃的原因,是欧美学界研究苏联解体的路径之一。学者们从苏东关系的演变、阿富汗战争的震荡、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等角度,研究和考察了外部因素对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进而在促成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界探讨苏联解体从各种不同视角提供了借鉴。     

国外学者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后,西方学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意识形态研究热潮,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本文通过对西方学者主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与疏理,从意识形态概念形式、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以及意识形态与文化等方面总结了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观点。这项工作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发展,还可给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     

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比较研究

《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大体同时代著作 ,两千多年来 ,分别对东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两本著作进行比较研究 ,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     

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

东西方研究存在着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东西方是否可以在知性思想上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东西方的思想之间究竟有没有阻碍交流的障碍?如果有,那么究竟什么是阻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知识藩篱?知性障碍是否已经渗透进了东西方研究并形成了研究的范式?若已形成范式,那么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特征是什么?哪一方应该为知识屏障而负责,"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东西方有哪些思想资源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知识藩篱?在何种情况下,东西方知性思想能够相遇且平等地对话?一言以蔽之:如何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通过审视东西方思想在交流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可以揭示东西思想交流的一些盲点,在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找到共同的概念性基础;而研究东西方思想交流中一些发人深省的成功先例,可以获得有助于消除彼此之间知性隔阂的思想资源,为东西方思想真正的交流提供洞见和启示,从而在东西方的鸿沟之上建立一座思想的桥梁。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论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确立的基础：耻感教育

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确立,必须建立在耻感教育的基础上。中国传统道德论道德责任感对耻辱感的依附,中国传统道德论根基于良心的耻感对道德自制力的磨炼,启示着我们思考大学生缺乏耻感的现状,以及耻感与现代社会公德“气节操守”的关系。加强大学生的耻感教育:一要增设专题课的理性教育;二要抓好讨论辩论;三要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四要抓好养成教育。     

试论道德焦虑催生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践行何以可能

道德焦虑产生道德耻感,道德耻感能有效催生人之道德良知,道德良知能唤醒人对非道德行为的追悔,进而产生对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内驱力,敦促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与逆向耻感文化均能有效催生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从正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耻感则是从反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舍勒对羞感心理的现象学分析

羞感是指人的精神意向在回首自己的身体时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种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心理情感体验和生存处境,它对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遵守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羞感区分为身体羞感和精神羞感,身体羞感是廉耻之心的生命感觉基础,精神羞感则是一切道德律令有效的灵魂保证.     

廉耻建构与文化本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观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念,先秦诸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而荣辱观与礼义观则是外化的形式。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廉耻则是其中的本体价值,它是道德之底线、人伦之基础,因而,历代文化建设与廉耻建构互为表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重铸廉耻观念,但应当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之上进行。     

关于"羞恶之心"的伦理现象学思考

关于羞感及其与道德之关联的思考,在中外思想史上总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似乎从未有人考虑过建立“羞恶伦理学”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对羞耻、身体与道德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以及近年来对道德意识三个来源问题的现象学描述分析,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确定羞感中的天性因素,以此从自然主义伦理学或本性伦理学的角度来进行道德奠基。这种观察与分析所达致的结论是:其一,人的本性中显然包含着天生的羞愧能力;其二,羞愧中也包含后天的纳入因素;其三,“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构成内在道德意识的两个重要来源,前者关系到一种先天的道德实能,后者关系到一种先天的道德潜能。     

区域经济差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在如火如萘地进行着,西部的许多经济指标都已经赶上或超过东部。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差异进行实质性的比较的基础上,探析其原因,并对振兴西部地区经济提出积极建议。     

耻感教育:“自律”与“他律”的契合

耻感教育不仅是外在他律的强制性教与学,更是内在的基本道德素质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养。研究耻感教育"他律"与"自律"的关系,尤其是道德"自律"与"他律"彼此间的契合点,使现实社会中的大学生摆脱道德自律之弱化趋势与困境,达成和谐的耻感教育修己方式,实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尤其是耻感教育的和谐发展。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格古要论》和明代的文物鉴定学

曹昭的《格古要论》,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文物鉴定学著作,曾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四库馆臣对其有很高的评价,然而现代学术界却尚未有人对其作过深入研究,揭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此外,传统的古器物学,何以在明代出现了由金石铭文研究向器物鉴定、辨伪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何种学术倾向和社会风尚,这些本应在中国学术史上受到重视的问题,也罕有论及。本文对曹昭及《格古要论》的学术地位与价值作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论述,揭示了文物鉴定学在明代长足发展的原因及其在后世文物博物馆学界的影响,并藉以指出了明代学术史以及明代文人心态中某些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希望人们对明代文化总体面貌有较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