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后羿射日”考(二)

在甲骨文中，后是司字的反写，即后司是一字，皆读si，周因於殷文才分为二字，后才读同后音，即《说文》所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这是周以后才具有的后字的字音、字义，即后字的“今音”、“今义”。     

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论唯识学对般若“空”义的诠释与缘起论的重构

缘起思想和实相论思想是组成佛教教理的二大系统。释迦初说缘起 ,本是“空”“有”圆融的。但自佛灭度 ,说缘起者遂开二门 ,一主遮情 ;二主表德。世亲识转变说扬弃中观的缘起论 ,重构佛教缘起学说 ,也旨在二门的融通。唯识学对缘起论的重建 ,首先在于通过建立阿赖耶识缘起论 ,将缘起收摄入第八识的发用 ;到了世亲乃将现行层面的诸法“转变”统一为识的分别 ,将轮回的所依和生命的趣向归结到种子识的相续流转 ,然后将现识的分别义与种识的流转义一并融合到识转变的本体论结构之内。这都是以中期瑜伽派的唯识中道思想对般若性空的精神的重新解释为前提的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黄寅１．“中”之概念考诚如中哲史家陈荣捷所说：“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形，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无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     

老子之“自然”与海德格尔之“此在”

老子之道论首重“自然”,谓万物皆具自然之性,海德格尔论“存在”,以“此在”为某种规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从整体结构还是义理看,“自然”与“此在”皆为各自理论之关键,而且皆通过“三位一体”结构加以展开,使老子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得以高度契合。通过对老子之道论与海德格尔之存在论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阐明“自然”与“此在”在其本体论中的属性与意义。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公羊"大一统"思想及其开展

"大一统"说贯通形上与形下、心性与政治,体现了公羊学体用一如、内外一体的思想品格.一方面,王者受命固当改制,以彰天命,然改制所蕴含的"正五始"之义也意味着:天下一统与大治是以政教及其根基端正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奉元"之说既为世道人心指引了一个端正之源,也开启了公羊学的心性论思想.不仅如此,通过分别改制与易道,公羊家在坚执至道信仰的同时,对于如何因时变易和法象物宜也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 文化探析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重民”思想和法家“一刑”思想发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庶民”“无奈”的政治诉求 ,也是封建君主所着力营造的氛围 ,其目的在于维护“君”的利益和统治 ,而非“庶民”的基本权利。“君”的例外以及各级官僚和贵族仿而效之 ,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可能真正得以贯彻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