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业经营方式的再小农化

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转型期,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着经营规模化期望。在地方的农业转型实践中,行政力量主导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外来资本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然而资本化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分配中,面临着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纷纷转型或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新的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规模经营背景下基层农技服务“垒大户”现象分析

基于皖南H镇的经验,探讨了基层农技服务“垒大户”现象及其生成逻辑。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推动规模经营的发展,基层农技部门在服务对象、服务渠道和服务项目上都主要倾斜于新兴的规模经营主体,而不断弱化对广大小规模农户的服务,使其在农技服务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地方政府、基层农技部门和规模经营主体分别基于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和逐利逻辑共同推动的结果。在广大小规模农户仍然构成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基本面的前提下,基层农技服务“垒大户”亟待纠正。为此,需要从农业发展观、农技服务定位和小规模农户组织建设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运动式的规模经营、家户制的个体经营和市场化的规模经营三次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村庄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三次嬗变。农地规模经营背景下,内生型工商资本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而外来资本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冲击,使得村庄经历了治理主体的非对等性进出、治理资源的非均衡性流动和治理方式的非规范性建构。研究发现,村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现阶段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拟从坚持村社自主性、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基层治理体制、优化惠农政策的实施细节、培育内生型新型经营主体和追踪总结试点经验几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回应村庄治理结构的变迁。     

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基层社区建设——以社会资本为视角

中国社区社会资本的构成受到了文化传统和伦理本位的关系网络结构的直接影响。繁荣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社会资本存量是衡量单位体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在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惯习的约束下,普遍呈现出缺失与脆弱之特点,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建设。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异化分析

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农民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生态治理主体。他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公利行为中;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要求其承担起社区的环境责任;农民则要求实现生存权利和发展利益的统一。但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这种利益表达出现了异化：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的膨胀导致其生态治理公利行为的狭隘化;乡镇企业的社区环境责任逐渐淡化;而农民的发展困境则导致了农民对地方生态利益的短视。正是这些利益异化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     

农村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的比较研究

农村社区旅游开发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社区旅游开发主要有地方政府主导型、农村集体组织主导型、外来投资主导型和农民个体主导型。沿海发达地区和中部内陆省份在开发模式及其运作方面有较大区别,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程度也存有差异。     

粮食规模经营支持政策资金的分配机制——基于社会资本与土地产出率的视角

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向之一。评估粮食规模经营支持政策资金的分配机制与作用效果对优化政策有重要意义。从社会资本与土地产出率角度审视了支持政策资金的分配与机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支持政策资金的分配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政治性社会资本对规模经营农户获取政策资金的概率和数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商业性社会资本则影响不显著;土地产出率对规模经营农户获得政策资金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政策资金分配并不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目的,相反,经营耕地规模则是规模经营农户获得政策资金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当前粮食规模经营支持政策资金的分配方式需要优化和调整,建议采取普惠式的支持方式或者放弃项目支持方式,而将资金集中用于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和规模经营农户风险防范机制构建上。     

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在微观的农业改革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集体统筹优势,采取“社区本位”的原则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解决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难题。实践中“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赋予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社组织提供多元主体需求整合和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二者共同奠定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此外,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的社会生态。该社会生态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村集体落实地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和农业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发展。因此,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发挥村社组织的能动性和统筹优势,更需要重视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态,为村庄发展和产业兴旺奠定良好的基础。     

间接驱逐与身份改造——大都市郊区农业规模经营的治理逻辑

在大都市城郊的农业生产领域,由于本地农民的退出,异地务农者成为地方农业发展的主力,农业劳动力的“土客替代”现象普遍发生。异地务农者为大都市城郊农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治理顽疾。作为回应,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希图以此来化解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文章以上海城郊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为典型案例,着重分析粮食生产领域的实质性规模经营,与经济作物种植领域的形式化规模经营,如何分别实现对异地务农者的间接驱逐和身份改造,最终达至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研究发现,大城市郊区农业规模经营已超越纯粹的经济逻辑,隐含着深刻的治理意蕴,这与中西部纯农区的农业规模经营有着本质的不同。依靠政府过度干预并以社会治理为依归的农业规模经营,在实践中扭曲着资源配置,并暴露出可持续性的危机,因此,其难以成为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不具备推广价值。     

"两田制"变迁的经济解释

"两田制"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之一,是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收益控制的结果."两田制"的收益与成本具有非对称性,集体与地方政府是最大受益者,而因土地使用竞争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是制度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人.随着农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两田制"的制度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危及农村稳定发展,最终被国家强制取缔.″两田制″的经验说明,各地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应遵循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原则.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应性调适

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其主要根源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脱离农村社区,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农业雇工过程中劳动力成本高,道德风险问题突出。但研究发现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实实践中找到了突破口,他们通过获取政治身份、人情化运作和策略性妥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方式,利用地方社会和农村社区中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资源,争取发展空间,并依靠人情、面子等村庄文化和关系网络,建立起农业工人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经营收益。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的调整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浅议取消农业税带来的问题

农业税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农村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地方政府和社会乱收税、乱收费的情况。但农业税取消,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制约了农村基层政府功能的发挥;人地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等。就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农业保险,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稳定本国农业生产的三大政策性措施(农业保险、农产品扶持价格政策和农业信贷补贴)之一,其形成与发展的状况是衡量一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不断萎缩,日渐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增长的瓶颈。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一个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体的农业保险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措施。     

农村社区为主体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探索

由于耕地资源的产权特征与地方知识库的影响,与外部管制主体相比,农村社区管理耕地资源更能促进本地耕地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农村社区行动的实现需要多重条件配合,并非所有的农村社区都能达成有利于耕地资源系统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农村社区有社区精英的引领、高水平的人际信任或社会资本,有足够的建立、监督和执行规则的决策自治权,并能整合耕地资源保护与农村社区发展双重目标,具备精准惩罚某些耕地资源使用者投机行为的能力时,基于农村社区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才能实现。     

清末民初西部农业困顿探析

清末民初西部省区或因生态环境严重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或受交通状况阻隔,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和国内各省区间商品运销网络联系稀疏,阻滞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其间出现的大面积的罂粟种植,则成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一种畸形现象,对当地农村经济并无助益。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是当时农产品改良、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的主要动因,而这也是西部地区所缺乏的。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较之东部更多地承受着天灾人祸的打击,这就更使西部农业长期滞处于简单粗放乃至原始的耕作状态。     

农地整治及其产权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以广西富川县铁耕村为例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的均田制已逐渐暴露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阻碍了广大农村的农业发展,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广西富川县农民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率先在广西进行了农地整治,实现了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吸引外来投资等诸多效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基于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铁耕村的农地整治案例,透过案例详细地分析其发起、运行及成功的机理,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该模式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     

我国农村地下金融的资金规模及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利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农村地下金融资金规模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下金融的资金规模受到正规金融系统的利率水平、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服务能力、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家的金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针对我国目前农村地下金融资金规模过大的情况,笔者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探讨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就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民间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需通过深化农业基础设施产权改革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     

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农村数字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生产力作用,必将会对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视角,详细剖析该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8—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省域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尤其是作为数字技术传播和应用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村数字化的作用发挥,文章将农村人力资本设定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农村数字化的人力资本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农村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重功能、发展农业新兴业态与培育产业融合主体是农村数字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机制,相较而言,农村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农业新业态发展;农村数字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门限关系,即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要受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与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发挥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关系检验发现,农村数字化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构建农村产业数字化传递通道,加快农村数字化进程,深度挖掘和发挥数字要素的生产力作用,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数据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度,以此推动农村产业迈向深度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