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诗经》宫廷乐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宫廷文学的影响

《诗经》宫廷乐歌除了在语法学、音韵学和修辞学等方面具有辉煌的成就外，还有表现形式的综合性、四言诗体的开创、多赋法而少比兴以及葳蕤炳蔚、温厚难洁的语言艺术等。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使《诗经》宫廷乐歌和民歌及其他作品一道，共同汇合成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源头。     

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

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从明清时期辨伪学的成立、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及各辨伪学家成就之综述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家们在认真总结前人辨伪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不仅对辨伪学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诗经》纵横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诗经》中的多数作品都是复叠章法。重章叠句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节奏感。本文以《诗经》中部分作品为例。分析说明了《诗经》中许多优秀作品大多都可以纵横读。采用纵横阅读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诗经》中每首诗的情感、情感节奏、音乐节奏。从而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诗经》的效率。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诗经》学独立思考派地位的确立

《诗经》学独立思考派是清代《诗经》学三大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独立思考派不为清代学人所重,其地位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四"时代是疑古辨伪的时代,其疑古精神与独立思考派的学术精神契合;"五四"时代的学者对《诗经》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视其为一部诗歌总集,这与独立思考派研究旨趣一致。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诗经》学独立思考派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诗经》衣物考略

《诗经》名物研究最早是毛亨的注释,魏晋时期的陆机在毛亨对《诗经》注解的基础上著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诗经》名物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今以《毛诗注疏》为文本依据,从制成、弁冠、履及政礼婚丧等方面稽考《诗经》中衣物的相关部分。     

胡应麟与古书辨伪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兰溪人,是明朝晚期著名的博学家,在文学和目录学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在古书辨伪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胡氏在古书辨伪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辨伪专著一《四部正讹》一书中。本文拟就胡氏对伪书出现之因的总结、辨伪方法的提出及辨别伪书的成绩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他在辨伪学上的贡献。     

屈原与《诗经》——从一个侧面看屈原艺术思维的来源及特色

本文通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对证比照,认为屈原熟谙《诗经》,《诗经)的比兴艺术是屈原艺术思维的一个来源;屈原的艺术思维具有区别于《诗经》的三个特征:物象选择的“凭虚构象”,表象运动的自由拼接及对习惯性联想的突破,这是屈辞别开生面、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筒论五言诗的起源

对于五言诗起源的问题,古人早就多方探求,其中偏颇谬误、穿凿附会之说甚多。这些历经甄别辨伪,不少都已澄清。今人对于五言诗的起源,一般讲来,可说大同小异,乖逆处甚微。然细绎其论证,印正于历史,有些说法尚有商榷之处,为此,谈些自己粗浅的看法。五言诗与《诗经》有关系,不但古人承认,今人也采如是观。人们往往因为《诗经》中杂有五言句式,从而都认为五言诗在《诗经》里就有了萌芽。陈第说:“毛诗     

《诗经》中“楚风”阙如探因

《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305篇作品,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写成书。《诗经》中没有"楚风",在《诗经》研究史上几近公论。然而对《诗经》中缺"楚风"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却莫衷一是。深究这些说法,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因此,要想探求出《诗经》中"楚风"缺失的真正原因,就要客观地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诗经》形成期的楚地歌谣、音乐发展情况以及楚周政治、文化关系来着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     

论《诗经》怀人思归作品的风俗化抒情模式

《诗经》中有许多以怀人或思归为主题的作品。这类作品常常借助某些特定的风俗事象来抒发感情,表达主题,形成了若干风俗化的抒情模式。归结起来,《诗经》中借以表达怀人思归主题的风俗事象主要有四类,即服饰类风俗事象、婚娶类风俗事象、采集类风俗事象和舟车类风俗事象。在它们上面既折射着时代社会特定的文化状况和审美情趣,又寄寓着诗人复杂而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情思体验。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表现着诗歌的主题,在《诗经》中有其特殊的表达功能。《诗经》怀人思归诗的各种风俗化抒情模式为后人所继承,在后世同类作品中有着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响。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成就突出,马端临、胡一桂、刘瑾、罗復、朱公迁、刘玉汝、梁寅等《诗经》学者在江西余干一脉、江西余干另一脉、江西鄱阳一脉的三脉系《诗经》学传承中不乏相似的经学实践倾向:羽翼和绍述朱子学说,融合吕祖谦史学观念,汇通陆九渊心性思想,吸纳朱子《易》学思想,在字义训诂、字音考定、诗义探寻、历史考证等方面积极探寻,不断丰富和发展元代江西的《诗经》学的内涵及价值,也对明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着潜在影响。     

胡培翚《仪礼正义》引《诗》探析

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引《诗》例证。通过穷尽考察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引用《诗经》的例句,可以还原胡培翚《仪礼正义》引《诗》的特点与成就。《仪礼正义》所引《诗经》的内容、特点、方法反映了胡氏治《诗》的特点。胡培翚诠释《诗经》,不逊色于同时代专治毛《诗》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对胡培翚《仪礼正义》引《诗》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仪礼正义》展开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皖派朴学家解经之特色。     

台港的《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学》之十

台湾的《诗经》研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经学研究的延续。研究的内容有: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诗经学基本问题和语言训诂研究、诗经学史、《诗经》注释和作品分析;本文也简介了香港的诗经研究。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甘肃历代《诗》《书》类古籍文献题录

根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学者、作家有两千多人,著述典籍三千余种.由于科举取士,甘肃学者普遍研习经学,在《诗经》《尚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除大量论札之外,有文献记述的《诗经》类著作14种、《尚书》类著作8种,大体反映了甘肃地区在《诗》《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论诗经中民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诗经》中的民歌,是《诗经》的精华所在。它是周代(指西周至春秋中期,下同)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和所有民间创作一样,它是劳功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是,《诗经》民歌有它的独特的艺术成就。作为残酷野蛮的奴隶社会的战斗产物,它具有特别强烈的战斗性;与此相联系的,劳动人民在诗中显示了他们的不朽力量,诗中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至于它的古朴而又极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更是独具特色。所有这些,正是《诗经》民歌最宝贵的艺术生命,值得我们加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