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对中亚的影响

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对中亚有着重要影响.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将是决定阿富汗安全形势发展的关键时期,但现在看来,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在2010年很难有大的改观.奥巴马的阿富汗战略尽管有一些新意,但却存在致命的败笔,如不完善,将对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阿富汗的极端、恐怖主义未来对中亚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极端、恐怖势力的人员流动与毒品走私等两个方面.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

探讨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决策,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鸦片问题的摇摆不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摆在清廷议事日程上最急迫、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鸦片的问题. 鸦片是具有药物功能的麻醉性毒品,原产地不在中国,由外国商人贩运来华.早在1729年,清雍正帝就颁谕禁止贩卖鸦片.1800年,嘉庆帝颁谕禁止鸦片进口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朽,禁令等于虚设,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怎样解决鸦片走私进口所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对云南近代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的全方位审视——《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读后

众所周知,鸦片问题是旧中国泛滥成灾、为害最烈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而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历史上一直是我国鸦片种植和输入的主要省份。鸦片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重要武器,它在毒害中国民众、危害中国社会等方面所起的极其...     

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及其危害

一、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征况近代湘鄂川边的鸦片从开始种植到泛滥成灾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为开始种植时期；二是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为普遍种植时期；三是清末至民国年间（1909－1949年）为烟毒泛滥时期。清道光、咸丰年间，作为外国侵略者的特殊商品鸦片和其它商品一道侵入湘鄂川进，同时作为制作鸦片的罂粟种子也随即传入。不过这一时间还只是在一些穷乡僻壤里有零星的种植，如在湘西龙山县境内也只是在偏僻的“明溪（今桂塘乡）、二梭（今老兴乡）和大达乡（今贾市、内溪乡）一带的小…     

赤峰地区的鸦片种植从直隶传入

赤峰地区是近代中国北方种植鸦片最多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赤峰鸦片最早由何处传入？传统观点认为由沙俄传入．本文对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否定性结论：赤峰地区鸦片最早不是由沙俄传入，而是由英国传入直隶再传入赤峰的。     

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

鸦片种植、交易及过境是民国时期右江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对鸦片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利用鸦片的经济作用,为根据地、为红军服务;利用鸦片的反作用,做好禁烟宣传,排除鸦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良影响。     

日军在山西的毒品侵略

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的“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火量种植与贸易。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种植、贩运猖狂,成为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鸦片泛滥的重灾区,社会影响甚巨。涪陵鸦片的泛滥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鸦片利润丰厚、鸦片为军阀的主要财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造成了良田锐减、米价上涨、人口减少、票号发展等后果,涪陵鸦片的泛滥给涪陵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从1858年到1906年间的《申报》看近代上海的鸦片吸食环境

近代上海,吸食鸦片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购买、吸食鸦片毫无愧疚感,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穷苦市民均参与到这一行列中。鸦片买卖给上海市面带来一片虚假的繁荣。为了可持续性的征税,清政府对鸦片征税也慢慢地＂上瘾＂,更加刺激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各色烟馆进行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戒烟医院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中国各地创办了一系列戒烟医院。这些戒烟医院的兴办既是应对烟毒泛滥的产物，也与该时期政府及社会推动戒烟禁毒有着密切关联。它们分布各省，数量众多，既有官办、私立、官私合办，也有官方委托民间办理等形式。它们办理水平各异，但主要从事如下活动：强制收戒和免费戒治、开展禁烟戒烟宣传、化验和研制戒烟药物、探寻和采用适当的戒治方法等。此时期的戒烟医院对于推动戒烟禁毒以及清除毒品的危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特定社会历史环境限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

清末,中国土鸦片以“川土”数量最多。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鸦片泛滥情形的简要回顾,集中探讨了当时四川省鸦片烟祸泛滥的原因及其危害。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     

鸦片战争前后金星门的鸦片贸易

位于广东珠江口西侧的金星门,在鸦片战争前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条件,从19世纪2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偶然碇泊所,发展到3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固定碇泊所,四五十年代则成为广州市场甚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市场鸦片的重要供应地。对金星门鸦片贸易的个案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探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