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思考——基于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视角

健全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是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甚契合。在解决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问题上,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分别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可以根据现实国情,对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进行改良,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来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再构建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有赖于健全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而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需要理论创新。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制中的"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理论以及代议制民主中的利益集团理论等恰巧为农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个人偏好和集体偏好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这些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文本与现实的悖离。对这种冲突做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借鉴其理论基础上,尝试建立以"农民参与,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助"三维一体的、与我国本土相契合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村级民主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的村级民主制度难以克服农村政治社会的现实问题。成都市的村级民主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重点围绕村庄公共品供给、成立村民议事会和输入公共服务资金,在组织和规则的框架内动员村庄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与决策。这种民主制度运行的机制在于：一是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输入方式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在组织和规则的框架内分层级地统筹与协商;三是平衡村庄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村级民主制度不仅运行成本较低,而且实践效果较好。村级民主建设的核心是要树立农民的主体性,而在操作步骤上需要有针对性、分阶段地推进。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西藏农牧区公共品特殊性问题:基于供给与需求视角的分析

西藏农牧区公共品供给是"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的重要手段.怎样认识西藏农牧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是重大的课题.本文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西藏农牧区公共品的特殊性,为更好地使供给的特殊性与需求的特殊性相协调,一是准确把握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领域;二是完善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三是完善农牧区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四是完善农牧区公共产品监督管理机制.五是对公共产品供给行为的引导和监督.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及其完善

加大农村公共物品投入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但供给决策机制缺乏民主机制,决策目标向政绩靠拢,以及农民群体本身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表达机制障碍,影响了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应当采取综合措施,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民参与,提高农民的需求表达能力,完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的制度渠道畅通。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机制设计分析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体制在以后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使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而摆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选择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或偏好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本文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扭曲机理及相关机制设计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民主表达机制.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     

农用地流转的武汉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启示

近年来,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索成为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域的关键点。通过对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实证研究,分析"武汉模式"产生的动因及其运行机制,运用AHP决策方法评价武汉市农用地流转绩效,指出"武汉模式"的风险和缺陷。结合武汉市在农用地流转市场建设中的探索,提出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明确农业企业准入限制以保护农民利益,出台激励政策扶持流转主体,以推动农用地流转市场长远发展。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演变：论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供给的必然

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可以清晰地发现,制度外供给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动员,采取"民办国助"的筹集资金方式。制度外供给造成两大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二是不公平。鉴于"三农"的天然弱势和农村经济条件,目前推行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政府仍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走向。     

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

本文从法律、政策及实践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及实践载体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4个时期,不同时期土地产权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及处置权的归属和配置不尽相同,产权的法律主体和实践载体也屡有变化。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及集体产权主体从公社所有到生产大队所有再到生产队所有不断下沉;在废除人民公社过程中,不同省市和地区在乡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建置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方式上不尽相同,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做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但从法律、历史及实践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并不是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绝大多数地区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及其集体单位是集体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和载体。为此,当前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清理、明晰和固化集体产权主体,推进村级"经社分开""村社分离",在确认和保障农民及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的同时,让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和资源真正流动起来,促进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