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判教源流初探

藏传佛教判教直接继承了印度佛教中的相关判教论说,印度佛教中对“三藏”分判是藏传佛教判教的来源.具体来说,藏传佛教主要继承了印度佛教中对宗义、经典、密乘和根器4种形式的判教,它们共同构成了藏传佛教判教的渊源.     

佛教“灵魂”理论浅探

本文对印度早期佛教的“灵魂”理论及其与婆罗门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原始佛教的“无我论”具有反对婆罗门唯心主义的倾向,因而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但随着佛教理论的发展,这种色彩逐渐消失了。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

圭峰宗密撰成<原人论>一文,运用判教的方式对儒道二家及佛教内部的各种解释一一辨别.宗密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道二教关于人之本原的究竟之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诘责.但从回真向俗、入世化民的角度上,宗密又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儒道二教及本原的理论.佛教的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在宗密看来,也都不是究竟之论.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以"一切有情"普遍具有的"本觉真心"为人的本原,这才是佛教内部各种教门的合理性.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是华严判教在教理阐释中的运用与发展.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奥义书思想

奥义书对印度古代不少宗教都有重要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与奥义书有关联。一些佛教理论是在改造批判奥义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还有一些佛教理论则直接采用了奥义书中的有关思想。早期佛教的教义与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教思想既有差别点,又有类似处。吸收了大量奥义书成分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为印度古代两大主要宗教体系,对印度后世基本文化形态的构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与"像教"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末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也叫“像教” ,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教信仰者认为 ,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因此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美术中 ,佛教美术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元前 2 71年阿育王即位后兴起的印度早期佛教美术 ,受到希腊艺术和印度民间艺术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是佛本生和佛传故事 ,虽多带有象征性 ,但已奠定了“像教”艺术的基础。一世纪晚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健陀罗佛像艺术 ,把佛陀作为主要的崇拜偶像。当时印度南部的摩菟罗地区受到健陀罗艺术的影响 ,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摩菟罗佛像艺术。公元四世纪初健陀罗佛像艺术与芨多佛像艺术融合 ,形成了印度式佛像———芨多佛像艺术 ,印度佛教的“像教”艺术进入了灿烂辉煌时期。西汉晚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的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下迄明清仍雕塑绘画许许多多的佛像艺术。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时间轰轰烈烈的佛教“像教”艺术运动 ,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而且许多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美术的主流     

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

在五代北宋之际中国佛教经历了一次嬗变。在此之前主要是学理型佛教通过“格义”与“判教”创宗立说，是民俗佛教在民间社会孕育生根的时期；在此之后主要是民俗型佛教蓬勃展开的时期。民俗佛教具有泛神论、仙佛不分、兼融三教等特点；与学理佛教探索生活的意义空间相对，民俗佛教营造生活的秩序空间。     

寂护的判教与道次第思想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核心概念,体现在佛教修行的见、修、行、果等各个方面。寂护作为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者,在"见次第"方面树立了典范。他把有部、经部、唯识、中观思想按次第排列,为佛教徒的见地修证搭建了步步升进的阶梯。他把中观思想彻底地贯彻在教判之中,奠定了西藏佛教教理判摄的基本格局。受其影响,"中观"、"渐修"等词汇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标识。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宗密判教简论

本文认为,宗密通过评判禅宗各派、和会佛教与禅宗、会通佛道儒三家,建立了其和而不同的佛教判教思想体系.宗密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化佛教--禅宗进行判教,论述佛道儒三教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在洛阳期间的佛教信仰

洛阳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主要生活地,他在洛阳期间与圣善寺、奉国寺、长寿寺、香山寺、天宫寺等著名佛寺均有密切的往来,这些佛寺分别属于密宗、禅宗、净土宗等不同宗派。他在洛阳期间佛教信仰有不拘门限、兼容并蓄等主要特征。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在唐代后期有代表性。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藏传佛教的传承制度

藏传佛教包含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传承制度,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师徒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传承的主要环节,可以说“师徒传承”制度贯穿于藏传佛教的整个传承过程;同时,藏传佛教得以形成和发展,是与历朝历代的权力中心的扶持以及地方首领和普通百姓的供养分不开的。     

妈祖信仰与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妈祖信仰是在宋元以降儒、释、道三教的交融及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充分揉合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妈祖信仰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释、道三教都竞相对妈祖信仰渗透和施加影响。三教与妈祖信仰这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宋代以降三教与民间信仰的互相融合趋势；而妈祖信仰对于儒、释、道三教思想和宗教因素的兼收并蓄，又是三教合一潮流在民间信仰方面的具体反映。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山东唐朝时期佛教的地理分布

山东唐朝时期不但寺院林立,而且本地高僧和外来驻锡的高僧也很多。随着唐朝佛教宗派的兴盛,各主要宗派在山东地区也广为流传。可见,山东唐朝时期的佛教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人间佛教视阈中的"生产化"与"学术化"——巨赞佛教改革思想论

巨赞提出"生产化"与"学术化"的佛教改革思想,不但揭示了佛教徒参与生产劳动、重视佛教教理对维系佛教生存的重要性,还代表了现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是从太虚到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发展逻辑"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试论藏传佛教的修道次第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共同遵循的修法程序，起始于公元8世纪莲花戒论师的《修道次第三论》；公元11世纪初，阿底峡针对当时藏传佛教的现状所撰写的《菩提道灯论》是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的雏形；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根据藏传佛教见修行的情形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使藏传佛教的道次第论达到了极致。此外，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中，修道次第在各宗各派中也有其独特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