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与道德规范:从国美之争看我国职业经理人行为的制衡机制

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需要职业经理人群体的支撑。本文通过对国美之争案例的反思,从一个侧面分析我国职业经理人在从业过程中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探讨约束与激励经理人行为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制衡机制的不足,并尝试从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的辅助作用以及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寻找改善途径。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沿革及影响研究

回顾了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的缘起和发展历程,从商业伦理教育目标、课程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体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商业伦理教育的内容体系,探讨了商业伦理教育对学生伦理取向的影响,提出西方商业伦理教育对中国的启示。本文发现西方商业伦理的迅速发展乃是源自于深刻的社会现实需要,西方学者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商业伦理研究、教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与几十年前的西方有近似之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扎根中国的文化传统,推动商业伦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论阻碍构建现代商业伦理的传统文化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微观主体在市场运作中存在普遍性的商业伦理失范问题。阻碍构建现代商业伦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包括"农本工商末"的思想、重义轻利及亲缘文化等。在构建现代商业伦理进程中,必须改造社会文化,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树立竞争意识,提高商业主体的伦理道德意识。     

从国美股权之争探究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问题

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集中程度上。从国美股权之争的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国美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公司治理结构不能保障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决策权与执行权的模糊造成董事身份的“错位”;公司内部没有形成很好的权力制衡机制。此案例具有带普遍性的启示意义：我国上市公司应通过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建立完善公司董事会、解决股东大会空壳化问题、完善公司高层激励机制等措施,提高治理绩效。     

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当前国有公司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国有公司旧的用人制度与新体制改革的努力之间呈现的一种紧张状态,导致国有公司治理机构设置流于形式。改革旧有的人事制度,2013年"十八大"和2015年中央文件提出按市场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为突破口打破国有企业旧的人事任免制度的关键在于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其一,经理人员货币报酬应与公司绩效水平挂钩,使得国有公司在自身经营管理中更加注重预算环节,使其能够以预算评价公司绩效,从而完成对经理人的薪酬激励;其二,激励制度应尽可能多元化,股权激励是减少代理成本的最优方式,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中探索一条国有公司的股权激励之路;其三,商业型国有公司与公益型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制度不能一概而论,应按不同的类型设计激励制度。     

工程决策主体伦理责任的缺失及其规避策略——以职业经理人为视角

在工程活动中,不同于工程师等专业人员,职业经理人的决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职业经理人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决策程序的道德合理性问题;对工程质量安全的控制的问题;对上级和下级负责的问题。职业经理人在履行伦理责任时,会因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造成伦理责任的缺失。文章针对上述缺失,提出相应的规避伦理责任缺失的方法。     

经理人背叛问题分析

经理人背叛会造成公司管理层和业务经营的动荡，影响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声誉及快速成长。本文对困扰我国企业的经理人背叛问题的现状及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探讨界定“背叛”行为的依据，提出力促资本和经理人双方思想上的大转变以及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治理对策。     

论中国传统道德构建的制度性匮乏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脉曾点燃了遥远东方的文明之灯 ,肥沃厚重的传统伦理土壤培育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然而 ,社会进步离不开道德 ,也离不开法 ,在人类文明迈入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 ,传统伦理的历史积淀令中国的法治之路举步维艰。探讨中国传统伦理建构中的制度规约匮乏 ,是为构筑一套建立在现代法治理念基础上全新的伦理机制找到一个新的契入点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同时推动我国伦理文化自身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人类学视野下央企的科层治理与文化实践

［摘要］本文通过民族志研究展现了一个央企内部宏大的科层架构，进而讨论了科层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央企”员工群体与运行机制，以及传统伦理关系如何在科层中运作等问题。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路径出发来讨论科层治理之下的文化实践，有助于推进对央企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巨型单位的认识。     

论公共关系与中国文化环境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指出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现代公关的要求不相适应。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经济和人性的发展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作为一套价值体系,儒家伦理事实上已深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规定和制约着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公关意识是一种开放性的、行动化的积极意识,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和商业化这两个层面上,“民主参与”与“商业竞争”是公关的两个重心、两大基础。中国目前要努力强化“公民”、“公仆”、“公德”、“公众”、“公平”、“公开”六种文化意识,改造旧有的文化环境,使之适应现代公关发展的需要。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企改制而来，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使得中小股东无法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不同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机构投资者凭借其专业化操作手段及获取并分析上市公司信息的能力可以参与到公司治理内部，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在阐述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内容及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制度绩效,指出在法人治理层面存在股东名不符实、"三会"制度有名无实、经营者职业角色失范、法人地位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出应从完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入手,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三会"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培育职业经理人,理顺外部治理,以建立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我国家族企业控制权内涵研究

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控制权收益。企业控制权由控制权的"核"与控制权外层组成,"核"决定于物质资本并规定了控制权外层的配置。家族企业是家族利益集团实现家族目标的工具,其控制权的"核"由家族掌握,并且在家族内部传承;控制权外层根据家族企业规模、家族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程度呈现从完全掌握在家族手中到完全授权给职业经理人的动态分布。     

高管配置、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关系--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问题,以2010—2013年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控制这一视角出发,结合家族企业特征引入高管配置要素,将微观的内部控制与宏观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对于高管集权的家族企业,这种抑制作用得到大大增强,反之则抑制作用不明显。此外,当高管由家族人员担任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的提升,而当高管由非家族人员担任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论我国《反垄断法》上的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中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所针对的三大类垄断行为,它与企业合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导致法律人格的变化,而前者因市场经济力量的集中对市场竞争产生威胁;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体控制标准采钠了德国的市场份额标准,但美国的市场集中度标准仍有用武之地;我国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豁免事由虽有规定,但过于原则和抽象,应该具体化,以改善其可操作性不强的缺陷.     

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会的角色功能定位分析

企业是社会委托代理网络的一个子网,而董事会又是企业这个子网中众多委托代理链指向的共同结点。在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经理层、股东会—经理层与股东会—监事会等委托代理链中,董事会分别是受托人、委托人、第三方,分别扮演利益代表者、资源控制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主要发挥战略决策、经营管理、检查监督的功能。有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目标等因素将影响董事会的角色与功能的定位。     

IT治理：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员工参与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了让IT产生最大收益并解决IT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与IT有关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本文提出股东应重视激励员工参与IT治理。员工有参与IT治理的动力,他们就可以通过"监督"管理者和在IT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来减少IT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     

公共健康的责任伦理之维

责任伦理是公共健康伦理的实质和核心范畴。角色责任意识、整体责任思维和道德自律精神作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也是公共健康伦理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属性。公共健康道德责任的主体包括公共健康专业人员和政府、媒体、企业及公民个人等公共健康活动内外所有相关者,前者承担公共健康职业责任,后者与公共健康专业人员一起承担共同责任。公共健康道德责任的内容包括追溯性和前瞻性两种性质的责任,前者是以追究公共健康主体行为过失为主的过失责任,后者是针对公共健康活动风险、以未来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责任。公共健康道德责任的限度呈现出从“有限责任”向“无限责任”延展的趋势,前者是主体在公共健康活动中的角色责任,后者则是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健康负责的普遍的社会责任。     

论中西交往伦理的文化整合

交往伦理理论的构建是摆脱现代伦理学困境的一种尝试。中西方交往伦理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以人伦为本位,注重对群体价值、情理方式、礼仪美德与善的追求;后者以个体为本位,重视对个体权利、理性价值、法律制度与正义的伸张。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中西方交往伦理必然呈现出整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