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来自产融结合型企业的证据

以沪深A股市场上实施产融结合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了公司高管学缘、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产融型企业内部高管学缘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换言之，当高管学缘多样性水平尚未达到临界值时，高管学缘多样性有益于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超过该临界值则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学缘多样性通过企业代理成本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未来，企业应进一步完善高级管理者选聘机制，注意治理主体之间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不断完善公司高管团队的继续教育和团队培训机制，注重培育和健康使用高管间的社会关系。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

本文以2010-2014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数据,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将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内部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机制反腐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监督机制下,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能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内控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比反腐风暴前后的回归结果,亦发现反腐风暴后,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加强.此结论对国企建立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多方面激励机制以及完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高管薪酬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其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著.通过选取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出现拐点,超过这个拐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就会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开始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并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检验.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与CEO选聘决策

家族企业积极引入并利用非家族资本时,CEO人选对其职业化经营和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基于2004—2017年中国2065家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其对家族企业CEO人选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大股东和非家族大股东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显著负相关。非家族大股东类型越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但家族股东数量增加会抵消这种作用。横截面差异检验表明,不同类型非家族大股东对CEO人选具有不同的影响,未发生代际传承、由家族直接创办、审计质量较低的家族企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研究结论表明,家族式的非制度管理可能成为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积极引入非家族股东并保持权力制衡有助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这对于企业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

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高管逐步获得了包括生产经营投资融资和人事方面的自主权,企业高管的权力不断增大。但是高管权力的增大也带来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立足国有企业,从企业内部高管权力视角研究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考察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等对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权力大小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2)处于政府干预多的地区的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反之,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关系;(3)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的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但当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时,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还显示,较之于中央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关系更为显著。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A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提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对过度投资也有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但过大的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拐点,超过该拐点,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则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更合理的工资薪酬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方向.     

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优势及代理权问题的探讨

对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结构及其代理权问题学界存在着许多的认识误区,有必要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确证。作者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优势,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并无本质的区别,是治理企业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家族成员代理与非家族成员代理无显著差异,甚至家族成员代理的效率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优于非家族成员的代理。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亲缘组合、环境动态性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各种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涉入管理是家族在企业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方式。文章从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异质性视角，探究家族高管亲缘组合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以沪深两市A股家族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家族高管亲缘组合模式由核心成员组合发展至手足组合再至远亲组合，家族高管之间的亲缘关系趋于丰富，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较高的环境动态性有利于增强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证实了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及环境动态性在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能够为家族企业提升风险承担能力提供经验证据。     

管理者过度自信、非效率投资和成本粘性

运用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尝试从非效率投资角度解释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比非过度自信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成本粘性,且非效率投资在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研究对规范决策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制约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而降低成本粘性,提高企业的成本管理有效性和经营效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经营者控制权激励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拥有控制权能够使经营者获得各种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损失所具有的不可补偿性使得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具有对控制权收益攫取和维护的激励,因而在财务决策中更多地体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非股东价值最大化,反映在企业投资领域就是各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     

子公司“自下而上”的制衡:实现路径、弱化因素与作用边界

如何有效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是公司治理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遵循母子公司"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逻辑,忽视了子公司的自主性及其"自下而上"的制衡能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子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尽管单向治理范式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子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对母公司产生制衡亟需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核心观点,运用2012—2017年中国上市子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了子公司管理者异质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阐释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作用的实现路径、弱化因素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子公司拥有能力较强的管理团队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一方面,能力较强的管理者可以为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控制权共享收益,限制了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与监督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起到对大股东"自下而上"的制衡作用。作为具有双重效应的情境变量,CEO声誉及CEO与母公司关联度在中国情境下的负面效应更为凸显,二者均会弱化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衡作用,即在子公司CEO声誉水平较高、子公司CEO与母公司关联度较强的情境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较弱。在拓展性研究中,根据子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分组,对不同股权结构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的制衡作用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低股权集中度与高股权制衡度的样本中,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应显著,而在高股权集中度与低股权制衡度的样本中,即在大股东拥有较多的控制权,其他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较弱的情况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难以显现,进一步揭示了子公司管理者能力的作用边界。经过工具变量法、分组回归、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原结论依旧成立。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管理者能力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单向治理理论的观点,验证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机制的可行性,为解决以大股东机会主义为特征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证据。     

俄罗斯铁路运输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铁路企业实施市场化改革,建立国有股份公司,并通过重建企业治理结构、实施业务分类管理等措施完成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使其货运运营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客运运营仍然亏损严重。我国铁路政企分开后,应借鉴俄罗斯铁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革的经验,中国铁路总公司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应建立公益性运输补贴机制,以保证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成为具有竞争活力的现代企业。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效果的三个重要因素

企业管理者出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必然对如何提高内部控制效果予以充分关注。通常来说,内部控制效果可分为制度效果和实际效果。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它们的因素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内部控制制度、员工素质和公司治理结构等。为了提高内部控制效果,企业应协调内部控制制度与员工素质,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管理层能力、投资银行声誉与并购绩效反应

公司并购中管理层能力的相对缺陷需要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决策辅助。以2007-2013年上市公司并购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能力、投资银行声誉对并购绩效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管理层能力显著提升并购绩效的基础上,选聘适当的投资银行能够进一步强化正面效应,但需要确保管理层能力与投资银行声誉的协同与匹配。当管理层能力较强时,无论是高声誉投行还是低声誉投行均能显著提升并购绩效,但当管理层能力较弱时,即使是高声誉投行,其并购绩效提升效果也并不显著,由此表明管理层能力的基础性和投资银行参与的局限性。本研究可为公司并购选聘适当的投资银行提供技术标准。     

传统文化和商业伦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为例

传统文化需要在现代商业伦理文化中寻找发展契机，现代商业伦理文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传统文化和商业伦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体现在人为的因素中。公司大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选择和驾驭，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与治理，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以及职业经理人对自己权力的行使，都需要以法律为依据，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业伦理文化背景下谋求公司治理的共同发展。     

“不适合”管理困境解决机制研究

管理者常常遭遇“不适合”,管理困境,这是组织存在管理问题的信号。本文在对“不适合”,管理困境内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从沟通、体制、流程、学习和文化五个维度,探讨了“不适合”,管理困境的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