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A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提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对过度投资也有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但过大的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拐点,超过该拐点,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则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更合理的工资薪酬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方向.     

高管配置、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关系--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问题,以2010—2013年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控制这一视角出发,结合家族企业特征引入高管配置要素,将微观的内部控制与宏观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对于高管集权的家族企业,这种抑制作用得到大大增强,反之则抑制作用不明显。此外,当高管由家族人员担任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的提升,而当高管由非家族人员担任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金融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抑制其过度投资。此外,市场竞争和高管背景特征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高管任期越久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高管年龄、性别对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央企,数字金融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特定功能性国企,数字金融对一般竞争性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     

政治诉求、社会责任与上市银行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7—2016年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可实证检验上市商业银行高管政治诉求对股价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并加入了对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中间效应的考量。研究发现,相较于高管没有政治关联特征的上市商业银行,高管有政治关联特征的上市商业银行的股价崩盘风险更高,而相较于高管没有政治晋升特征的上市商业银行,高管有政治晋升特征的上市商业银行的股价崩盘风险更低;上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对股价未来崩盘风险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考虑社会责任的影响后,高管政治关联对上市商业银行股价未来崩盘风险的正面影响被明显降低,而高管政治晋升对上市商业银行股价未来崩盘风险的负面影响则被明显提升。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对比研究

本文针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各自的特点,通过查阅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从投资水平、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对比研究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的投资行为,以检验广东上市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响应程度。实证发现,在投资水平方面,非国有企业在2009年有所提高,而国有企业反而有所下降;对于投资方向,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响应政策,大力投资政府倡导的项目;关于投资效率,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国企和非国企的投资行为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并且在转型升级后,国企和非国企表现为投资不足的数量均有所上升,而表现为投资过度的企业数量均有所下降。     

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及其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导致了经营者约束的软化,加上国企高管与所有者利益的不一致引发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的高管权力扩大导致了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本文以国企总经理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五十家国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实现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企总经理领取了超过民企总经理的超额薪酬,并且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受到任职时间、政府投资力度、总经理股权、是否有政治关联、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等因素的影响。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约束对策。     

冗员约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吗？

以2003-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冗员的重要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冗员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及国企高管的道德风险,还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适度冗员和过度冗员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和治理后果,适度冗员会增强对国企高管的负激励,提升高管的投资动力,而随着冗员的持续增加,自由现金流约束作用和道德风险强化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同时,冗员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也进一步佐证了适度冗员的治理作用,适度冗员会降低国企的过度投资水平,而存在过度冗员现象的企业其过度投资也更严重.另外,冗员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仅在公益类国企显著,在商业类国企中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冗员对企业投资的约束作用也仅存在于地方国企,而在中央国企则缺乏此约束作用的证据.外部环境变量,如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所在地的GDP增长率和企业所在地的财政赤字率,对冗员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     

大股东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及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且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控股大股东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第二大股东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也进一步导致投资不足;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正向关系;董事长与经理人合谋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而相互监督则能抑制非效率投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易产生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使上市公司加大投资,抑制投资不足。     

内部控制、独立审计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

"八项规定"引发的国企费用归类操纵行为严重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文章利用"八项规定"实施前两年(2010-2011年)和实施后两年(2013-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了考察内部控制和独立审计对国企费用归类操纵行为的抑制效果.研究发现:相比于内部控制指数较高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指数较低的国有企业的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更严重;相比于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国有企业,聘请非"四大"的国有企业的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更严重.研究表明,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均可有效抑制国企费用归类操纵行为.研究结论对于治理国企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提升"八项规定"政策效果具有重要启示.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高管领导力与组织双元能力关系述评及展望:基于国有企业改革背景

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以往从所有权结构和领导特质之间关系来探讨高管层角色定位问题的研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建立健全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基于组织双元能力理论,文章对高管领导力和组织双无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述评,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高管行为整合更能促进组织双元能力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从三方面分析未来研究方向:基于国有企业改革背景,对高管行为整合维度重新探讨和定义、分析可行的高管行为整合前置影响因素以及高管行为整合与组织双元能力关系的调节变量.文章力图开创国有企业研究的新视角,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内部运作规范提供借鉴.     

高管节俭会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吗？

自党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我国掀起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风尚。高管节俭作为高管个人特征的重要体现,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高管节俭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女性高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高管节俭程度的提高,企业绩效得到显著改善;女性高管正向调节高管节俭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 一步研究表明,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外部冲击事件,能够显著促进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此外,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更大。因此,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提升国企高管的节俭意识,加强廉政作风建设,并构建刚柔并济的“政府—国企—高管”互动监督机制。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

以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测度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投资效率变化,并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实证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混改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方式的混改国企投资效率提高最为显著;机构投资者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呈正比。文章丰富了非投资效率研究的理论知识,并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放宽非公资本进入门槛、保障非公资本话语权、大力引进机构投资者以促进国企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