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高管薪酬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其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著.通过选取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出现拐点,超过这个拐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就会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开始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并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检验.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薪酬管制、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5年实施的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薪酬管制政策通过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差异化管控的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影响,强化了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选取2006-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证实了锦标赛理论在我国独特制度背景下的存在性。政府监督部门以及董事会可以根据此得出的结论制定切实可行的薪酬方案,合理确定公司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以确保企业绩效得以提升。     

审计质量、高管薪酬与资本配置效率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管理是企业内部激励的手段,审计质量的好坏决定外部投资者能否客观公允地获得企业经营情况.内部激励和外部监督的共同作用,会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选取274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经济数据,采用文献综述法和回归分析法对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质量、高管薪酬对资本配置效率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审计质量、高管薪酬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

本文以2010-2014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数据,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将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内部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机制反腐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监督机制下,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能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内控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比反腐风暴前后的回归结果,亦发现反腐风暴后,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加强.此结论对国企建立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多方面激励机制以及完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     

内部控制、薪酬差距与企业价值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完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提升经营效率与效果。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管理层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越大。进一步,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越显著。此外,从管理者持股、管理者能力以及薪酬公平性视角,检验了不同情境下内部控制作用的差异。总之,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公司的薪酬激励效率,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股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选取2010--2012年A股市场全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三年间增长很快,且公司之间差距非常大。我国股权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股权集中度较高。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的情况下,发现A股市场总体上高管薪酬总额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结果显示,在股权分散情况下内部人控制较明显。同时高管薪酬总额与公司绩效以及公司规模呈正相关,并分析其产生原因。     

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来自产融结合型企业的证据

以沪深A股市场上实施产融结合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了公司高管学缘、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产融型企业内部高管学缘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换言之，当高管学缘多样性水平尚未达到临界值时，高管学缘多样性有益于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超过该临界值则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学缘多样性通过企业代理成本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未来，企业应进一步完善高级管理者选聘机制，注意治理主体之间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不断完善公司高管团队的继续教育和团队培训机制，注重培育和健康使用高管间的社会关系。     

混改背景下国企关键人激励机制有利于探索式创新吗?

在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这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需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和股权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从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比较分析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特殊性;并从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上市公司和不同要素密集度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可以发现:(1)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水平显著影响探索式创新,总经理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探索式创新;(2)相较于一般国有上市公司,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与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特定功能类、非高技术型企业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仍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儒家文化与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权力距离的视角

社会传统文化存在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可能性。儒家文化强调的“公平和谐”和“集体主义”倾向可能平滑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而儒家文化“伦理有序”的“等级观念”则可能加大企业薪酬差距,由此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机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方,企业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越大,稳健性与内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是可靠的,说明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在薪酬差距中起着主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催化作用在家族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外来文化冲击较大的地区也更为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则可能因行政机制和政策约束的限制而得到缓解。     

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近年来企业利润操纵的主要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2012-2014年我国沪深A股数据,全面分析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审计费用、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影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审计费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较高.     

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高管薪酬契约角度研究了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如何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能。研究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区,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海外背景独立董事能够改善高管的薪酬契约,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它是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替代性治理机制,也印证了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海外背景管理人才的重要性。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高薪养廉”还是“高薪致腐”?——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反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以中国沪深A股2007—2014年间的1415个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在高管的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之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关系。在显性腐败行为中,高管薪酬与腐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薪养廉",也就是说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则高管显性腐败的概率越低;而在隐性腐败行为中,高管薪酬则与腐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薪致腐",也就是说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则高管隐性腐败的程度会更高。另外,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非国有属性的企业,"高薪养廉"在国有属性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审计质量、终极控制人与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借鉴Richardson的研究模型,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审计监督质量的改善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结果发现,审计质量的改善能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仅不同产权特征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损失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审计监督质量的改善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也与公司的产权特征密切相关。按照地方政府控制、中央政府控制、国有企业集团控制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排序,高质量审计监督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逐渐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