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以2011至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不区分变更类型的情况下,高管变更将会引起股价崩盘风险降低;而区分变更类型后发现,高管的正常变更将会引起股价崩盘风险降低,强制变更将会引起股价崩盘风险提高.进一步地,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管任命的方式、目的等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后分别进行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与非国有企业的情况相符,而国有企业发生的强制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对高管变更的含义进行了解读,为投资人提供了分析高管变更事件的新视角,以期为深入理解高管变更的含义、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表外业务抑制还是加剧了商业银行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考察表外业务对银行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表外业务会抑制商业银行自身的股价崩盘风险，即表外业务发展水平越高，其股价崩盘风险越小；表外业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小型银行比大型银行对表外业务的反应更加敏感，抑制作用对于盈利能力强、存款质量高的银行更为显著；媒体作为外部治理力量，能够增强表外业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未来在银行层面，我国商业银行应在保持自身业务的基础上突破传统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场需求，发展表外业务；创新业务管理与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吸收以应对表外业务的发展；结合银行异质性特征，对银行的表外业务实施差异化、针对性指导。在政府层面，我国政府要提高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充分利用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引导商业银行合理有序发展表外业务；相关监管部门要持续健全监管体系，完善内外部监管。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

利用2010—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未来特定的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SR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此外,在公司治理效率不高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CSR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强,这也表明CSR在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企业中有着一定的重要性。     

“海归”董事会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检验

文章以2011—2018年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海归”董事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归”董事会能够有效地抑制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即相较于非“海归”董事会创业板上市公司，“海归”董事会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低，而且“海归”比例越高，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也更低，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后同样成立。通过进一步在不同情境下的拓展性检验发现，信息披露、制度环境、审计监督在“海归”董事会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产生了调节效应，即信息披露程度越好、制度环境越好、审计监督程度越高，则“海归”董事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     

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为探究内控缺陷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从坏消息的聚集和释放这一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将影响机制分解为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两个过程分别讨论。以2008—2019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对象，筛选出内控有效的公司和内控具有严重问题的公司构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多种研究方法，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内控有效的公司，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高；内控缺陷的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微弱。进一步分析表明，信息透明度在内控缺陷的存在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自噬工具”还是“伪装利器”？

文章选取2015—2020年中国八大高碳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碳企业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会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体现出印象管理的“伪装利器”作用,并且政治关联水平会削弱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主要通过表述性操纵来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此外,监管压力不同的企业在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非交叉持股企业碳信息披露印象管理和股价崩盘风险负相关,但在双重监管下的交叉持股企业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     

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8—2012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政治关联、独立董事和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以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强化独立董事、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较弱。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辩护

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普及,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9—2013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且基于薪酬辩护假说,进一步检验内部收入差距、高管权力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是高管绩效考核的重要的非财务指标,企业社会责任增加高管薪酬。当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较大时,高管可能通过增加薪酬契约中社会责任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并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影响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相较于权力较小的高管,权力较大的高管更可能通过增加社会责任业绩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