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分析

基于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家族企业管理团队的亲缘关系强度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家族女性管理者比例、家族管理者学历水平以及业绩期望差距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管理团队中的家族管理者与业主的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参与管理的家族女性高管的比例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3)家族高管的平均学历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业绩期望顺差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业绩期望逆差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起负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     

高管配置、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关系--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问题,以2010—2013年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控制这一视角出发,结合家族企业特征引入高管配置要素,将微观的内部控制与宏观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对于高管集权的家族企业,这种抑制作用得到大大增强,反之则抑制作用不明显。此外,当高管由家族人员担任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的提升,而当高管由非家族人员担任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家族企业二代亲缘关系对企业战略变革影响研究

家族二代与战略变革是影响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忽视远亲家族二代继任情况。利用2003—2018年已代际传承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探讨不同亲缘关系家族二代对战略变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远亲家族二代，近亲家族二代更倾向抑制战略变革；外部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对上述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直接创办型家族企业对上述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以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整合视角解释不同亲缘关系家族二代对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传承方式和战略变革的相关研究。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资产结构及绩效影响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正面临着新的管理问题。基于458家上市家族企业的观测数据,通过构建亲缘关系与企业绩效、资产结构的关系模型,研究了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资产结构及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代理成本的降低,相比于远亲家族成员,近亲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的家族企业,其流动资产比率更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也更好;由于社会情感财富约束的减少,相比于血亲家族成员,姻亲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的家族企业也更倾向于配置流动资产,实现更好的经营绩效。因此,家族企业在引入亲缘关系时,需要考虑不同亲疏程度和身份获取方式的家族成员应该赋予的职位;在配置资产时,应该考虑向流动资产倾斜,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     

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要构成。创业导向对于推动我国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研究了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中国东西部地区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管理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增大，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增大；第三，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和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管理企业家族代数的增加或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减小。文章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我国家族企业创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基于粤省286家合作社样本的实证研究

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合作社能否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质量及应对环境的动态能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粤省286家合作社为研究样本,探究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都能显著提升合作社竞争优势,但相较于亲缘关系嵌入,业缘关系嵌入的提升效应更强;不同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发挥异质性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亲缘关系嵌入通过提升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合作社竞争优势,而业缘关系嵌入则通过提高获取能力和学习能力来增进竞争优势;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效应均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中介效应在环境动态性水平低时更为显著。因此,合作社应在外部环境较稳定时积极培育内外部关系网络,依据关系嵌入情境相机构建动态能力,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子承父业还是开拓新机

跨代创业是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家族嵌入观和企业内生成长视角,由二代推动的企业转型可被视为家族企业持续创业的一种特殊方式。对191家富二代接班的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性研究,判别引发家族企业转型创业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控制了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后,单独探讨家族新接班人介入对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族接班者与父辈价值观的差异对企业产业转型、产品市场转型和地域市场转型创业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子承父业还是开拓新机——二代接班者价值观偏离与家族企业转型创业

跨代创业是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家族嵌入观和企业内生成长视角,由二代推动的企业转型可被视为家族企业持续创业的一种特殊方式.对191家富二代接班的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性研究,判别引发家族企业转型创业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控制了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后,单独探讨家族新接班人介入对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族接班者与父辈价值观的差异对企业产业转型、产品市场转型和地域市场转型创业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风险承担对企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差距的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和员工间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考虑了企业性质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后,发现在民营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会更大程度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内容,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产权结构与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中国私营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权结构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模式。家族企业起步阶段的产权结构,一般体现为家庭或家族产权的“一股独大”,而这种产权结构又极易导致以血缘、亲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家族管理模式。如果任由产权结构和家族管理模式长期徘徊于起步阶段而不加创新,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就很难得以延长。逐步实现产权的多元化和管理的职业化,是中国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二次创业

家族企业的二次创业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人力资本的优化,还需要社会资本的提升。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为解决家族企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途径,通过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提高企业家的能动性及建立企业中间组织等方法提升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改善经营机制,突破家族困境。     

家族企业普遍性的理论解读

家族企业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以往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往往将家族控制企业视为给定的条件,较多关注于家族涉入企业产生的绩效启示,而很少对家族企业普遍性的原因进行研究和解读。从家族控制企业的动因——制度前因、企业竞争优势和家族利益优势三个方面对家族企业的普遍性进行了解释,并总结了未来研究的转向,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自主权在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会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自主权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新兴优势行业中更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CEO来源与审计费用——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所谓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指控股股东将自身所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标的物，抵押给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获得信贷资金的一种债务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在便利性、快捷性方面比其他融资方式更具优势，能够快速地帮助控股股东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也使得企业面临着控制权转移风险。正因如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股权质押行为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但鲜有学者深入家族企业层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分析了CEO不同来源产生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研究设计，并构建了相关的研究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机制分析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相关机制及假设。研究发现，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同时，与家族CEO相比，非家族CEO会明显地削弱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会导致公司治理风险与盈余操纵风险显著增加，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最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度量审计费用，并缩小家族企业样本范围后，我们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能够被审计师识别，因而审计师会通过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来予以补偿；同时，非家族CEO能够制约家族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将有助于审计师更好地识别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审计师可以根据家族企业CEO的不同来源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文章不仅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拓展至家族企业层面进行了研究，也丰富和补充了审计收费的相关文献，因而对于审计师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具有一定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中国家族企业的理性化演进

在动态环境下,家族企业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应用动态能力对家族资源进行有效的适应性更新,而家族资源更新的主线是家族企业的理性演进,即将理性的系统、过程与方法广泛运用于家族企业的家族资源管理中。基于李锦记集团与李宁公司这两个家族企业案例,具体剖析家族企业如何从企业主的创业企业分别演化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家族企业"与"所有权与控制权共同治理的家族企业",以及异质性家族资源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的理性化演进。     

信任、忠诚与文化——家族企业二元场域的核心价值

家族企业先天的、本能的包含着＂企业＂与＂家族＂二元子系统,即家族企业既是一个以经济利润为目的实体,又是一个始终应遵循家庭伦理准则的实体,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家族信任与企业信任、家族忠诚与企业忠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冲突矛盾。我们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功能,化解矛盾,提升合作,培育家族企业忠诚度、信任感及家文化。     

家族控制、职业化管理与管理层持股效应

随着家族上市公司的大量涌现,如何有效解决家族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日益成为监管部门和学界研究的关注重点。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及家族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和特征,以2007—2010年中国A股市场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可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在代理成本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对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在家族企业中起到降低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但作用显著小于其在非家族企业中的作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后,相对于家族化管理的家族企业,管理层持股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职业化管理的家族企业中被强化。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特有机制与管理层持股机制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管理层持股有助于家族上市公司降低一类代理成本,该作用在职业化管理的家族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高管控制权、隐性保险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高管控制权与银行风险承担作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2005—2010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控制权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高管控制权较小的银行,相比高管控制权较大的银行,承担的风险显著较高;银行业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弱化了高管的风险意识,高管控制权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趋向于承担较大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引发高管权力对银行风险控制的负效应,并进而损害银行的长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