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本地积贮大量米谷的地主富户、市场中的粮行、来自外省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人员、地方官,都积极地参与到米谷流动和贸易中。粮行和地主富户通过控诉地方官试图改变常平仓的采买办法,社仓社长与地方官相互勾结经营社仓获利,粮行则通过强力吸纳米谷或通过让利吸引客商以求把持行市。地方官员、客商、粮行和富户在同一个米谷交易和米价变动的空间中互相较量。这个过程呈现了商品贸易对于社会群体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讨论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代的清查亏空(续完)

财政亏空及其清查,贯穿有清一代,而且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在三个时期最为突出:一是康熙中后期,这一时期对亏空的清查,主要是对藩库钱粮的及时盘查,对地方藩库亏空的如实、及时上报,以及对亏空钱粮的追赔和弥补措施。二是雍正朝的清查亏空,主要是设立会考府,清查户部的亏空,以及清查地方藩库的银两亏空和清查各地仓库的粮食亏空。并有相应的政策出台,如规定弥补亏空的年限,颁布清查亏空的奖惩则例,明确亏空官员的处罚,区分挪移与侵欺的界限,以及用耗羡归公的方法弥补无着亏空等。三是乾隆年间对亏空的清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清查亏空的奖惩则例多有修改补充;另一方面,对雍正年间赔补亏空的一些做法,进行了纠偏。     

清代的清查亏空(待续)

财政亏空及其清查,贯穿有清一代,而且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在三个时期最为突出:一是康熙中后期,这一时期对亏空的清查,主要是对藩库钱粮的及时盘查,对地方藩库亏空的如实、及时上报,以及对亏空钱粮的追赔和弥补措施.二是雍正朝的清查亏空,主要是设立会考府,清查户部的亏空,以及清查地方藩库的银两亏空和清查各地仓库的粮食亏空.并有相应的政策出台,如规定弥补亏空的年限,颁布清查亏空的奖惩则例,明确亏空官员的处罚,区分挪移与侵欺的界限,以及用耗羡归公的方法弥补无着亏空等.三是乾隆年间对亏空的清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清查亏空的奖惩则例多有修改补充;另一方面,对雍正年间赔补亏空的一些做法,进行了纠偏.     

常平仓: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国渊源考察

西方经济思想史上 ,自由放任思想根深蒂固。大萧条标志着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从此西方各国先后开始制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在中国则是久远的历史传统。古代常平仓制度历经 2 0 0 0多年演变 ,常平仓制度稳定经济的思想历久常新。研究指出 ,当代世界经济稳定政策的思想源头部分在中国 ;常平仓制度还将为未来稳定做出贡献。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人类的经济福利与风险同时放大 ,及时构思未来经济稳定制度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顾全芳同志《青苗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3期)一文对漆侠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读后颇有收益,并提出个人看法如下.一如何看待常平仓,是讨论青苗法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顾全芳同志首先提出王安石为什么要改行青苗法,常平仓与青苗法比较,利弊得失何在?顾全芳同志仅依凭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对常平仓空留在表面上的溢美之词,便说常平仓“不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且也有抑制豪强兼并的作用.”且在几年前就曾称常平仓是宋初以来的好制度,是被王安石泼脏水时泼掉的孩子当中的一个.那么就来看看常平仓究竟是怎样一个“孩子”.     

清代新疆常平仓的发展与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常平仓开始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新疆建省后,逐渐推广至全疆各地区。在常平仓发展过程中,仓员设置、仓粮管理、纳粮、出粮时的监督、仓的定期检查与维修等制度建设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这是清代新疆与内地基层行政建置渐趋一致的具体体现,也是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反映了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     

两宋常平仓研究

宋初,常平仓作为政府至关重要的国家粮食储备机构,在平抑粮价、赈灾救荒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后,又在熙宁变法中,实际上承担了政府推行青苗法的主要工作,并与政局变动相沉浮,屡有变化,成为两宋国家粮食经济管理的最重要制度。本文在细致钩辑传世文献、广泛采撷新出文献的基础上,试从其建置沿革、职事功能、积弊贻害等方面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冀将两宋常平仓的基本面貌复原清楚,为学界进一步探究两宋粮食储备规范和管理制度等问题提供参考。     

清代仓储亏空的官吏赔补制度

清代仓储作为存放国家正赋钱粮的场所,与漕粮运输、荒政救济甚至军事行动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统治者关注的焦点。但有清一代,无论是康乾盛世之时还是内忧外患的清末之际,都难以避免仓储亏空的窠臼,仅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究其原因仍是官侵、吏蚀、民欠。清代仓储的亏空带来了吏治腐败、荒政废弛、军事被动等恶劣影响,甚至动摇到统治的根基。为了应付亏空的局面,清廷统治者规定了限定时间赔补、连坐等行政处罚措施,以惩处造成仓储亏空的官吏并最终弥补仓储亏空。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

常平仓是古代一重要仓储 ,王安石变法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调控之实效。因之 ,王安石对其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 ,进行了一番大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北京、通州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

清代北京、通州仓又简称京通仓,是存贮全国数百万石漕粮的仓储群,对京城皇室日需、官员俸禄、驻军供给、灾荒赈济、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京通仓花户作为保障仓储运转且地位较低的下层群体,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威胁京通仓仓粮足额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但掺假使诈、盗窃仓粮、私卖米票、科索旗兵、影射把持,而且与仓监督、胥吏、地棍相勾结,逐渐将国家粮仓变成堕落腐败的渊薮。     

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3府4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3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地区3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透视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粮食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不断增长,成为清代重要的粮食输出地;耕地规模虽不断缩小,却能支撑巨大的人口生存;农民收入渠道多样化,拓宽了农民的生存途径。但是,总体来说,湖南农业发展受到诸如人口过剩、人们的生活习惯、农作物品种单一等问题的限制。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所见清末汕头两次争地始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汕头虽然没有专门的"租借"区域,但列强也纷纷采取各种办法在当地设立洋行、医院、教会、学校、码头、仓库等居留地。中国的地方官面对这一变局,不断出台各种章程加以限制,先是在码头和洋行、仓库之间划出一条条"红线",接着对国人和洋人之间的土地交易进行了严格规定。然而,在中外就土地的产权归属和利益争夺展开博弈的过程中,那些人为所划定的红线又不断被突破,这在两次涉及英国人的地产争端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与码头外移同步的是街市的扩展和官海的逐步被蚕食。清末民初,中国沿海很多开埠港口均经历了与汕头类似的历史过程。     

明清时期我国基层官制的量变与质变

作为古代中国富有特色的基层官制,明至清中期,县官制度经历其最后一次渐进性发展,在县官的铨选、任用、致仕、品级、待遇、管理等制度上不断加以完善,有效地实现了制度规定、职责实现与地方社会类型的高度统一。但是经过发展的基层官制仍然没有摆脱"钱谷刑名"的核心职责,所以这一时期的县官制度仍然呈现出一种量变。晚清时代,为适应中国社会性质的蜕变,基层官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和基层官制的行政、司法权分离,传统的县官制度逐渐为近代镇(乡)官制度所取代。至此,明清基层官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县官到镇(乡)官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基层官制,传统县官制度的合理性内核仍为现代所需。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