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扭送制度之检讨——兼评新修《刑事诉讼法》第82条

扭送是我国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传统制度,乃国家追诉犯罪之有益补充,其作用在于发动群众同犯罪作斗争.自1954年法律确立扭送制度以来,原则化的条文表达沿用至今,2012年新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亦是如此.在西方国家,民众执行的无证逮捕与我国扭送相类似,但却有着更为完备的法律规制.通过中西比照,从扭送之法律性质、主体、对象、执行过程及法律风险等方面进行检讨,可以考量扭送立法与操作方面的缺失.只有逐渐弥补这些缺失,方能同当今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之目的契合起来.     

公民直接立法制度探讨

公民直接立法的古典形态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主民主制时代，后来率先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美国家获得了它的现代特征。作为一种法治理论，它从亚里士多德到孙中山源远流长。本文论述了现代公民直接立法制度的自身结构，认为这种制度实质上是国家权力直接向社会成员手中回流过程的定型化。在我国，条件成熟时采用公民直接立法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的补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论公民参与立法的性质、意义及完善

公民参与立法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理论上，公民参与立法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实践中，并非所有国家将其作为基本权利对待。尽管如此，公民参与立法仍不失为是实现民主和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特别在我国现阶段，公民参与立法对于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该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公民参与立法工作的重视，提高公民参与立法的意识，完善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确保我国公民参与立法工作顺利进行。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合理性及其展开

网络犯罪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难题。《刑法修正案(九)》基于治理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新增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多种网络犯罪罪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多种与网络相关的犯罪进行了修正,但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论。我国网络犯罪最新立法修正总体上是必要和合理的,不过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虚假信息犯罪立法范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模式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立法内容与技术上的问题,应当立足其立法的合理性予以进一步推进。     

内地洗钱犯罪立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以香港反洗钱刑事立法为参照

香港洗钱犯罪立法具有起步早、起点高的特点,与之相比较,内地洗钱犯罪立法则存在着罪名体系不完善、主观方面规定过于苛刻等不足。为此,应借鉴香港立法经验,在未来的刑事立法工作中采取相应举措以完善内地洗钱犯罪立法。     

论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问题与完善

性犯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形式,在刑法中应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立法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是现有罪名规定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相关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满足保护人权及惩罚犯罪的需要;其次,许多严重的性侵犯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导致法网出现严重漏洞。本文在分析我国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情况及其造成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性犯罪的刑法立法提出建议,以其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财产犯罪附带民事诉讼之我见

本文试图论证司法机关不应将追赃、退赔作为满足财产犯罪受害人侵权赔偿请求的唯一办法。为了使财产犯罪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在程序上应当选择最佳方式。司法机关应以受害人财产损害赔偿请求的全部满足为目标，使公民的财产权益置于严密的诉讼制度保护之下。作者建议最高审判机关应尽快对财产犯罪受害人的民事诉权问题作出符合立法规定的司法解释，以在我国司法中真正确立财产犯罪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公民直接立法制度探讨

公民直接立法的古典形态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主民主制时代,后来率先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美国家获得了它的现代特征。作为一种法治理论,它从亚里士多德到孙中山源远流长。本文论述了现代公民直接立法制度的自身结构,认为这种制度实质上是国家权力直接向社会成员手中回流过程的定型化。在我国,条件成熟时采用公民直接立法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的补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论我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为视阈

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深刻的内涵和价值基础。随着新的《民事诉讼法》以及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的颁布,我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得以充实和发展,但是在立法和实践中仍然暴露出很多不足：一些规定尚未清楚明确,委托代理范围过于宽泛,律师和公民代理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因此需要对其加以完善,修订司法解释来明确概念,逐步确立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规范律师代理制度和公民代理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先买权的若干理论问题

先买权，即优先购买权，是我国现行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但立法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一些理论研究也有不适应实践需要之处。本文在借鉴相关立法例及学说判例的基础上，对先买权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我国反洗钱行政立法反思

洗钱犯罪是近年来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反洗钱立法也较为完善。但是。由于我们过于强调洗钱是一种刑事犯罪,忽视其是一种行政犯罪的特点,因此对于洗钱犯罪的立法偏向刑事禁止,而从行政立法上预防洗钱行为的力度有待加强。应对我国现行反洗钱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对策的思考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数量迅猛增长,其经济价值显现的同时也面临被侵犯甚至引发犯罪的风险。面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现实性与严峻性,以及相关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局限性,为了避免因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刑事立法对其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刑法在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时,存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界定困难、犯罪主观层面设置不合理、犯罪行为类型概括不全面和对“情节严重”认定粗糙等问题,导致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难以得到刑法规制,影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进一步完善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拓展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层面、延伸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类型、对“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     

建立单位犯罪量刑制度的构想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量刑制度不作规定 ,是立法的不足。提出立法构想 ,着重对单位犯罪的累犯制度、自首、立功制度及数罪并罚制度进行探讨     

论犯罪预备立法之完善

我国的犯罪预备立法较为粗疏,且过于苛厉,与国外刑法原则上不处罚犯罪预备的普遍作法大异其趣。这种现状造成了刑法理论上的混乱和刑事司法中的困惑。从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预备与预备犯是否作了区分这一问题切入,对如何准确理解现行法进行探讨,以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并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经验,这对完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具有重大意义。     

强奸罪附带民事诉讼之探讨

强奸行为既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又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强奸犯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符合法理要求的,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持法治逻辑的严整性和统一性,从而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公民人身权的切实保护和法律制度的内在完美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措施初探

针对中国现行立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的问题,采取抽象分析的方法,从言辞证据、实物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民权利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这一规则的确立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对有效维持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情节适用状况研究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存在量刑偏轻现象明显、量刑失衡问题突出和片面依赖犯罪数额等缺陷,其原因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问题。就司法方面而言,量刑情节适用不当是导致目前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现状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量刑情节适用不当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上对犯罪情节规定得过于简单,司法上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适用不规范。基于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以改进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情节的适用情况,提高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的公正度:将部分常见犯罪事实法定化、严格量刑情节的司法认定、规范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建立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的案例指导制度。     

挪用资金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资金罪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建立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是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需要的立法选择。本文对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刑罚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立法建议。     

网络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在刑法上属于特殊类型的犯罪。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理论和立法上，概括了网络犯罪概念的各种学说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界定网络犯罪的见解；在犯罪构成上，论述了网络犯罪客体的复杂性、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犯罪主体的智能型和主观罪过的预见性，提出了完善立法的意见；在刑事处罚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处罚规定存在的缺陷以及立法建议。     

浅论环境犯罪危险犯

环境犯罪危险犯从类型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一类是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多已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有了完备的刑事立法，现代的环境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环境犯罪的特点决定了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具有必要性，因此，我国也应尽早对环境犯罪危险犯进行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