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与中国文论的可融通性——兼谈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西方文论中一个包含许多流派的文艺理论,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根基的文艺理论被确立为我国的文艺指导思想。对此,文章避开具体的历史原因,而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论的可融通性,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个别提法提出质疑,探索中国当代文论如何走向更新和成熟。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建国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次是苏联文论。在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苏联文论承接的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论传统,这一传统又与整个欧洲学术传统相衔接。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都有学理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论开始"解冻",这一理论动态也能够迅速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影响。建国初期,在中西方古典文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失语的情况下,苏联文论成为国内理论工作者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     

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比较与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有在与其他各种文艺理论学说的比较中方能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当前的任务就是从学术上的多元并存、多极互补逐渐走向理论观念上的更新与超越,构建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理论观念的比较与综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观念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的构建,其突破的结构性张力来自中国传统文论研究方法与西方文论研究方法的比较、融通和综合。在研究路子上可以借鉴门罗所倡导的“中间道路”,并且把所有研究最终落实到具体方法的综合运用上。     

生态文艺的绿色之维—论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

生态文艺学是对传统文艺理论形态加以合理改造而建构的新理论形态,它旨在运用生态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的整个文学活动。建构新时期中国生态文艺理论,首先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整合儒道释文化的生存智慧;其次,合理地吸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资源,确立自身的学术品位和理论品格,为中国生态批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真正建立起自身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形成具有当代性和时代精神的生态文艺理论,并在文艺实践活动中加以灵活运用。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论中西文论互释的难题性

面对现时期新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避免武断地运用西方的逻辑范畴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不能完全阻隔西方文论的渗入,应注重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性,避免在中西文论互释过程中造成的错位和误读。本文试图做一种尝试,即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分别从空间、时间两个层面对中西文论互释存在的困难进行深层解读。     

西方文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功中，西方文论的引入最为功不可没。西方文论“现代性”观念的引入和大量西方作品、文学理论的译介给中国新文学运动注入了新鲜因子和新活力，使得它没有像以前的文学革新运动一样昙花一现般地迅速衰落下去。其次，就新文学后来的发展状况而言，西方文论不仅常常被人们借鉴，还以融合的姿态进入到了广大学者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创造了中、西文论结合的全新局面。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指它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征,“现代性”则指它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清理。一种普遍的误解是以为西方文论都是大部头的体系性著作,对“西方”的理解也过于狭隘。“中西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式几乎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将原本庞大、复杂的文化发展过程大大简化、割裂,抽取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如果一定要比较,至少要在中、西、南亚3个传统之间进行。历史在变化,不可能“回到”古代文论,只能不断地学习它、使用它。学术研究的要义是把问题搞清楚,不能把纯粹的学术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     

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考察

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反拨过去而进行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不同理解的理论争论;同时,由于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对文艺理论新观念、新方法的研究与争鸣,以及在反思西方文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探讨等,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理论收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又要积极地吸收其他文艺理论的有利资源,切实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更强的生命力、阐释力,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和审美的快速发展,才能有助于指导和阐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文艺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性、对话性、异质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论是在中国本土的文学实践和西方的文论影响这样双重的影响力之下形成的。中国当代文论需要面对自身文学实践的问题,也需要从西方文论的话语资源中吸取更多更新鲜的养料,在这个基础上它也需要开掘自身的问题意识,即自己提出问题并且尝试对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这样一种工作基础的部分就是需要寻觅问题的原点。现代性、对话性和异质性就是提出问题,建立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几个最重要的概念,也即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的关键词。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出发点,对话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立足点,异质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生长点。     

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转型之原因

20世纪是西方文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元文论的碰撞、交融、转型等成为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哲学与美学思潮、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几个方面探究其对文论变革的影响,以期在当下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借鉴西方文论变革中富有意义的成分来发展本土文论,丰富我国文论建设。     

辩中求变：兼论学术谱系史范畴下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以陈永国《理论的逃逸》为例

从“辩”到“变”实际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一个总趋势,即从之前的“辩”——对于西方文论的知识性、资料性整理过渡到进入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与对终极价值的探寻,从而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融汇变通,构成带有独特语境下并带有个体参与性的文论体系,即本文所称的“变”。然而国内关于西方文论的变通性研究成果则以论文、评论为主,一直缺乏对西方文论的整体性研究。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的新著《理论的逃选》则打破了这一束缚,勇于在“辩”中求“变”,为当代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打开了一条学术谱系史范畴下的研究之路。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论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并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初,表现形态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西方文论是重要的外力和理论参照;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末,表现形态是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杂语共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考

中国目前不可能产生独特的文论模式,因而,我们所重建的文论话语只能是杂语共生。杂语共生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来源是中国现当代文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