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诗学与翻译文论的合法化

翻译文论是经由语言载体转换而从一种社会空间进入另一社会空间的文学理论及其语际实践形式.它与空间诗学的理论方法策应互动,逐渐凸显为一个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合法性领域,并以其居间性品格和多元系统本质而对当前的西方文论研究有所补正.翻译文论作为文论话语的语际实践形式,发挥着调解、商讨和交换的批评工程功能.对它的研究是文论话语再语境化和文学研究横向超越的有效途径之一.     

辩中求变：兼论学术谱系史范畴下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以陈永国《理论的逃逸》为例

从“辩”到“变”实际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一个总趋势,即从之前的“辩”——对于西方文论的知识性、资料性整理过渡到进入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与对终极价值的探寻,从而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融汇变通,构成带有独特语境下并带有个体参与性的文论体系,即本文所称的“变”。然而国内关于西方文论的变通性研究成果则以论文、评论为主,一直缺乏对西方文论的整体性研究。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的新著《理论的逃选》则打破了这一束缚,勇于在“辩”中求“变”,为当代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打开了一条学术谱系史范畴下的研究之路。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文化翻译的三步走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和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随着翻译对文化的重视,"文化翻译"一词应运而生.译者要增强文化意识,面对原文文本时及时析出文化形态表现;处理文化形态表现时尽量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以及在转换具体的文化信息时要进行原文与译文双向变通三个步骤.     

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转型之原因

20世纪是西方文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元文论的碰撞、交融、转型等成为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哲学与美学思潮、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几个方面探究其对文论变革的影响,以期在当下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借鉴西方文论变革中富有意义的成分来发展本土文论,丰富我国文论建设。     

论中西文论互释的难题性

面对现时期新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避免武断地运用西方的逻辑范畴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不能完全阻隔西方文论的渗入,应注重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性,避免在中西文论互释过程中造成的错位和误读。本文试图做一种尝试,即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分别从空间、时间两个层面对中西文论互释存在的困难进行深层解读。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从目的论看沙博理《水浒传》英译本中的人物外貌描写

沙博理《水浒传》中的人物外貌描写堪称比较成功的译本,作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其较为完美地体现了功能目的论,即在目标语境中实现原文的预期目的,目标语读者以近似于母语读者的理解方式来吸收接受中国语言及文化;此外,功能论翻译理论中的工具翻译与文献翻译的翻译策略在其人物外貌描写时也能得到有效的运用,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目的。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语境关照下的《孙子兵法》通俗化英译研究——兼评加葛里亚蒂译本

从功能语境理论视角,以加葛里亚蒂《孙子兵法》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林戊荪译本为参照,通过宏观语境分析和自下而上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译者如何根据翻译目的进行文化语境还原;探究译者如何通过语场、语旨、语式的具体配置进行情景语境重构;发掘译文在上下文语境方面的特点。研究发现,译者会根据文化语境界定翻译基调;根据翻译目的选择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布局和模态运用。具体体现在视角转换、情态表达、语法结构、衔接手段等方面。     

从《三国演义》英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

旨在探讨在将中国古典文集译介给与我们语言文化渊源不同的英美读者时,要使译文流畅自然,易于接受,译者的创造性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我们今天读起来深奥晦涩的古汉语译介成通俗自然的现代英语,是值得我们翻译研究工作者为之努力的方向。通过对《三国演义》的译者罗慕士的译本中实例的分析,展示这位优秀的美国汉学家优美灵活的创造性的翻译手法。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语篇意识与翻译

作为翻译对象的一篇原文总是一个完整的语篇 ,是通顺连贯的 ;因此 ,它的译文也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语篇 ,是通顺连贯的。本文从介绍语篇知识入手 ,并运用语篇知识对学生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和探讨 ,从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方面说明了语篇意识对于做好翻译的作用及其必要性。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论当前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几种学术意识

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语域理论视角下《京华烟云》中"Concubine"一词的翻译对比

研究指出,结合语言学相关理论运用语料库工具对文学作品进行检索分析方兴未艾.以张振玉和郁飞两种《京华烟云》汉译版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语料库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和语域理论视角下的定性研究,可以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作品,甚至译者的偏好与风格.研究发现"concubine"一词在原文中共出现60次,两种版本的译文对该词的处理有多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从关联理论看《英雄》字幕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以电影《英雄》的字幕英译为例,拟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关联理论视翻译为一种涉及人的大脑机制推理的语内或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阐释活动,认为译者作为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协调人,要推断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及阅读期待,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成功地完成交际。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从蒋天佐的译作谈翻译文本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的出现,对文学翻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蒋天佐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通过他的译作《荒野的呼唤》的翻译实践及其相关言说可以看出,译作与原作之间是有互文性的;译作与原作的文本群之间也是有互文性的;再与胡春兰的译本对话,还可以看出,译作与译作之间既有互文性,又有互异性;而互异性也是互文性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