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以——896个农户调查为例

农村能源消费是国家能源消费的组成部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通过调查山东省6县（市）896个农户,发现该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基本情况是：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5.97%,接近能源焦虑阶段;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仍以传统生物质能和煤炭为主;样本地区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量虽然差异显著,但其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范围为13.3%～21.3%,差异并不显著。基于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现实情况,应通过提高清洁能源在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加强清洁能源与环保知识的普及教育、加强“煤改电”与“煤改气”补贴资金监管、打造农村清洁能源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农村生活能源服务体系等措施,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     

农村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功能分析:基于甘肃省三个村的实证研究

农户家庭能源的选择和使用主要是基于能源的实用性功能和社会认同功能.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三个县不同农村地区家庭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入户调查发现,农户的厨房的布局和厨具的选择不仅是家庭经济状况的体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农户对多种燃料的搭配使用主要考虑经济性、收集便利性、使用便利性、环境清洁和社会地位体现等几个方面的原因.贫困农户多种能源搭配使用最核心的原因是省钱,即尽量使用不花钱的生物质能源而减少使用电、液化气和煤等需要从市场购买的能源.由于秸秆和柴薪等生物质能源受季节性影响,因此农户家庭能源选择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户的家用电器不仅具有实际使用功能,很大程度上也带有显著的象征功能.     

西部荒漠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荒漠地区933户农村家庭为例

能源匮乏和生态破坏的矛盾在西部荒漠地区日益严重,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大量使用导致植被过度利用,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压力。利用河西走廊荒漠地区11个县38个社区933份有效农户问卷,通过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活能源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传统能源向商品能源转换;(2)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传统能源成本增加,商品能源消费增加;(3)房屋结构的现代化促进能源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4)生态保护意识、交通通达性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农户降低薪柴的消费,促进农村能源结构升级。     

“廉价的高品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中的家庭禀赋与接近效应

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对农村家庭妇女时间分配的影响——来自贵州织金县的调查数据

在研究影响农村家庭妇女时间分配的因素时,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不容忽视。通过对贵州织金县296个农村家庭妇女的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用电量的增加会导致家庭妇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但对家庭妇女参与市场性工作的时间没有显著影响,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多直接转变为农村家庭妇女空闲时间的增多。因此,高效的家庭能源消费结构是否提高农村家庭妇女时间利用效率,还取决于妇女本身的人力资本储备和所在地区市场性工作的可得性等因素。     

低碳经济下的农村能源消费结构

随着低碳经济的全球化,我国农村的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目前,我国仍是一个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农业大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农村人口比例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要加强建设低碳农村。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未来将会成为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低碳农村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低碳社会建设的全局。建设低碳社会与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低碳经济下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对指导农村能源消费和制定能源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低碳经济下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剖析了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城乡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比较研究

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家庭较之农村居民家庭在炊事、取暖、热水几个主要用能项目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电力、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而且更加商品化的能源。农村居民家庭已经大量使用液化气和电力等新兴能源,但柴薪（秸秆）、煤炭等传统能源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大。从节能行为来看,城市居民家庭在购买节能设备、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等方面要显著强于农村居民家庭。但是在循环用能方面,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没有显著差异。从节能意识来看,城市居民对节能知识的了解程度、节能宣传的关注意识、自评节能意识和家庭节能规划意识方面都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城乡居民在参与家庭节能减排的意愿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新农村建设中的低碳能源选择——以豫西南为例

目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要实现新农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低碳能源的推广使用非常关键。豫西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地,其能源消费是否低碳环保不仅影响当地环境气候的变化,也直接关系着输送水质的好坏。但调查显示:豫西南农村能源的消费中传统的高碳能源使用比例高,低碳能源使用量少,能源利用率较低,并且农户在未来能源消费意愿中对于低碳的沼气、太阳能选择比例也较低,这主要是受意识、资金、技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要提高居民低碳能源消费的意愿和比例,必须采取正确引导、资金保障、技术支持和示范带动等措施。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湖南、广西三省1022户农户调研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农户出发,运用OLS模型与T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受访者年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此,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等建议,以期促使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提升家庭消费。     

金融可得性与异质性农户创业

利用2016年CFPS调查中6782个农户微观数据,基于土地流转的角度,研究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可得性对异质性农户创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可得性,均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土地转入及土地转出两类异质性农户创业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正规金融对促进土地转入农户创业的作用显著,而非正规金融则在促进土地转出农户创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金融市场主体的差异性与资本逐利的本质特征,从市场化的角度探索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投入效率。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实证分析 ———以陕西省248 户调查为例

通过对陕西248家农户资金借贷现状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农户对于资金借贷需求逐年上升;农户资金借贷主要来源是民间金融,而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比例逐年提高;借贷资金主要投向于资金需求较大的生活消费项目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非农领域及高效农业项目,总体上生活性借款比重有所增加而生产性借款比重有所下降。文章针对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当代农村单人户研究

1982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单人户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体,其所占比例超过60%.单人户的年龄结构,男性以中青年为主,女性则以中老年为主.单人户的婚姻状况,男性以未婚比例最大,女性以丧偶居多.单人户大龄未婚男性与同龄已婚者相比,文盲率、小学以下低受教育程度率明显较高.30岁以上单人户妇女多数有存活子女,但单人户妇女无存活子女的比例大大高于同龄组所有家庭户妇女,并且3个以上存活子女的比例又比所有家庭户妇女低.无存活子女和少存活子女的妇女原来所生活的家庭(夫妇家庭和核心家庭)较易向单人户"转型".当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对特定年龄段单人户的形成起到提升作用.无论年青人,还是年老者,生活在单人户的可能性在增长.中国农村的大龄失婚和老年单人户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予以更多关注.     

农户信贷配给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陕西省324户农户的实际调查数据,对信贷配给类型按数量配给、价格配给、风险配给、交易成本配给和自我配给进行识别,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不同信贷配给类型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信贷配给类型之间的相对风险比（RRR）。结果表明,有50%的农户受到信贷配给;教育、借贷渠道、家庭变化和家庭总收入对数量配给有显著影响;购买保险数量对价格配给影响显著;年龄、教育和信贷需求对风险配给影响显著;购买保险数量、贷款需求和加入农民合作组织对自我配给影响显著;各因素对交易成本配给影响不显著。     

对农村科技核心户社会功能的探讨

科技核心户是科技发展与市场经济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现有农村社会结构中科技核心户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协调力量,它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类相关信息,深刻地关联着农村社区的发展,对农村社区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其中科技示范的功能,信息传递的功能,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的功能尤为突出。文章论述了农村科技核心户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对认识农村社会结构、研究农业科技传播规律以及科技核心户的培育均具有一定价值。     

银农关系与创业农户的信贷可得性

基于江苏省2015年633户创业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需求可观察的双变量Probit模型对银农关系深度、广度和密度与创业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系深度中的信用社社员和信用户身份对创业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密度中的银农距离和拖欠款经历则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广度在竞争度低的农村信贷市场上负向作用不显著。此外,对于个体户和企业形式的创业项目来说,大部分金融机构仍将能否提供抵押物作为是否放贷的主要依据,而增加地方金融资源供给、引入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创业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概率。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

近几年来有关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估计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存在高估的问题。其理由是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异没有在估计时加以考虑;有人认为存在低估的问题,其理由是城镇居民的一部分隐性补贴没有加以计算。本文将在充分考虑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异和各类隐性补贴后,对当前城乡之间以及全国收入差距加以重新估计。     

农户分工模式：从传统到现代

从分工的视角看,当今农户与传统农户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前者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相适应,具有亲缘性、内敛性和单一性特征,形成闭合型的分工模式;后者则以商品化、市场化为契机,其分工模式逐渐向货币化、外向化和专业化转换,表现为开放型的分工模式。基于分工的视角,当今农户已经摆脱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并逐渐融人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