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志在美德中的隐与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美德观之比较

道德意志通常是指人们在道德活动中为了道德的目的克服阻力和困难的精神力量和持久力。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强调欲望与理由等心理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因而道德意志并不显现于其美德概念中。康德的美德概念强调自我强制,恰恰是对道德意志的彰显。二者对美德的规定不能很好地反映道德意志在美德生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从美德的层次性、美德的类型和情境相关性、美德的生成动力等方面来考虑,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美德观之间的差异、道德意志与美德的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论

正义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和政治学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正义就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分配 ,他指出分配上的比例平等实质是等级上的不平等 ,说明了正义是中道、一种美德。认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 ,有助于我们今天建立正义理论体系 ,处理好社会分配正义问题。     

所罗门商业美德思想探微

美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认为,目前普遍流行的商业隐喻加深了人们对商业与美德无涉的错误认知,掩盖了商业活动应有的真实面貌。他以亚里士多德方式来考察真正的商业生活,并由此指出一条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观解决商业伦理问题的实现路径。所罗门以亚氏美德伦理思想为资源,重点讨论了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个体与团体（企业）相统一的幸福生活并强调美德在实现“完整的人”与“完整的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罗门在亚氏美德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基本的商业美德和企业自身的商业美德。     

论亚里士多德正义论中的现代性因素——以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美德的限度为中心

在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一向被视为西方古典哲学及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代表.然而在关于正义美德的理论中,亚里士多德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文本中揭示出了具体的正义美德本身的限度.这些论述使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具有现代思想的某些重要特征.而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正义美德的这一特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这不利于麦金泰尔本人所倡导的复兴美德传统运动的发展.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 德简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代人的友谊

亚里士多德曾经将友谊分为三种:一种是出自利益或用处而考虑的友谊;一种是出自快乐的友谊;一种是最完美的友谊,即有相似美德的好人之间的友谊。同时,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友谊是一种美德,或伴随美德;友谊是生活中最必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     

“中道”理论辨析及其辩证否定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亚氏德性论“中道”概念的界定、实现途径以及人们对于它的一些误读来阐述亚氏“中道”思想的精髓。以“中庸”“时中”思想为例，揭示“中道”思想存在的“二维向度”问题，进而尝试引入一种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背景的辩证的否定观，走一条富有时代精神的带有“中间偏左”哲学范式的中间路线。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由“美德是否可教”引发的思考

美德是否可教，从苏格拉底开始在西方是一个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美德作为知识是可以教授的。当然，这里的教授不仅是单一的教学，而是多种教授方式的综合运用。美德，严格来说，不是从书本里“长”出来的，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行为。虽然在现实教育中开展美德教育必然存在着困境，但美德教育的开展是必须与必要的。因为美德教育可以给我们道德上的终极希望。人作为人是需要有美德生存的，人也是可以被教化为有美德的人的，这就是美德知识教授的必然性与可行性的基础。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就是中道"思想解读--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是其伦理学思想的代表作,书中阐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德性就是中道”,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与德性相关的选择性、实践理性以及与社会性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这些对当代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亚里士多德论“最高善”的两条路径及其局限

本文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善”和“最高善”（人类幸福）所做的说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一方面将“善”界定为人类欲望的目标,据此确定各种善事物之间的排序并最终推导出最高善的存在;另一方面将“善”表述为人类特定功能的施展,由此说明良好地实现并展示这种功能的行为被认为是具有美德和高贵的人类行为,进而指出人类幸福在于灵魂合乎美德的活动。本文试图表明：较之于柏拉图的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采取的这种具有双重路径的证明模式在阐明“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但在回答“最高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则无法摆脱论证路线本身所带来的局限,后者导致他对最高善的设想和说明出现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表明：仅仅从人类的现实活动层面来设想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最高善”的思路是有局限的。     

古人论“廉”与“俭”

廉”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把“廉”与“俭”作为治国及做人的美德。如何达到“廉”即“清廉”、“廉正”的境界？ 古人主张以俭养廉：“节欲”、“寡欲”，就是不贪食、不贪色、不贪玩。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     

拉斯普京创作中的“东正教救世”意识

作为俄罗斯文坛“传统派”主将的拉斯普京，其创作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宗教传统，几乎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会流露出一丝宗教情结，即“东正教救世”意识。作者把这种宗教意识完美的融合到具有俄罗斯优良传统美德的“老人形象”之中，可以说两者相得益彰，使作品更具感染力与震撼力。拉斯普京的宗教意识是与众不同的，它经历的是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渐进过程。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