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空间重构基础上要素组合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从减贫规律认知升华、行为外嵌转向发展自觉、资源配置优化与延续效应发挥三个层面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行为的内在逻辑,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工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良性互动。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构建发展型社会福利：英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和启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对贫困将成为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重点。相对贫困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动态性、多维性和长期性等多种特质,与绝对贫困治理重在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同,相对贫困治理更加侧重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降低福利不公平等问题。本文以英国为例,对其通过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贫困退出：政策蕴含、机制解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

贫困退出机制完善有助于扶贫开发业务流程再造、脱贫对象生计能力提升与扶贫治理优化。综合考察“着力于扶贫开发制度完善和扶贫资源效率提升、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治理机制创建和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与新型管理模式创新”的贫困退出机制运行特点,针对性分析贫困退出标准僵化且难以科学衡量、“程序合法即合理”的认知偏差、贫困退出工作激励水平不高等贫困退出实践困境,提出了贫困退出机制完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策略：严把精准路径,完善贫困退出指标体系;严格贫困户、贫困村的退出程序,注重贫困退出工作考核评估;强化贫困退出宣传教育,注重精神脱贫与物质脱贫相结合;注重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强化贫困退出工作支持保障;创新发展扶持政策接续,提升脱贫对象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

随着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治理工作重点已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共同富裕与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在内在逻辑上都需要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逻辑起点、以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推进过程、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内生能力为基本抓手、以促进相对贫困人口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然而,脱贫地区产业基础不牢固、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较低和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提升相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应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返贫风险的预警防范,通过“回炉重造”加强常态化技能培训供给,增强适应性以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励志教育提振相对贫困人口的精气神和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合作共同体。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野下,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     

社会质量视域下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机制创新探索

社会质量导向的社会建设旨在消解组织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冲突,增进个人福利和发展潜能,倡导人的尊严、民主、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社会质量视域下的精准扶贫是蕴涵社会教育、社会创新、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民参与的社会创新发展机制。在充分发挥精准扶贫社会给付功能的同时,增强其社会规制功能,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机制创新应以人的发展为核心,通过地区产业发展,走城乡资源互补和乡村内源式发展道路,增强村落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在实践中构建"扶贫"与"扶德"并重、"保障"与"治理"兼顾的扶贫政策体系,通过致力于社会质量的提升走可持续脱贫发展道路。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乡村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研究——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

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民生工程构筑了个人发展机会基础，通过优化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增强可行能力，增加个人内生动力，进而有效阻断贫困恶性循环。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发现贫困家庭中匮乏的资本要素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基于乡村教育的视角提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加强教育顶层设计、加快乡村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乡村贫困群体真脱贫、不返贫；教育赋能“多维资本”，协同满足贫困群体多样化学习需求，构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保障机制；深度发掘乡土文化，增强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自信，重塑乡村教育场域惯习，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惠及贫困家庭，阻断精神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