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

考察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对于研究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防卫行为须具有必要性与相当性就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根据不同的防卫种类，规定不同的限度条件。例如，美国刑法把正当防卫分为四类。即: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并针对不 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防卫限度。     

论正当防卫评价的相对性

我国正当防卫的规定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关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应解读为自我保全、优越利益以及法确证原理。否定防卫挑拨成立正当防卫应从挑拨者基准说、被侵害者基准说和防卫者基准说三方面进行把握。第三人为保护挑拨人利益实施防卫的,成立假想防卫;被挑拨者对第三人实施攻击,第三人自己以及挑拨者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实施防卫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唆使、帮助正当防卫行为的,不应评价为共犯予以处罚;利用他人正当防卫杀人,不成立杀人罪的间接正犯,而是成立杀人罪的教唆犯。数人共同实施防卫行为的,是否防卫过当,应进行相对性、个别判断。     

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补强正当防卫的证明研究

防卫意图是证明正当防卫成立的要件之一，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难点。运用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可以补强防卫意图的证明。品性与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被告人面对具有暴虐品性的被害人，往往会产生恐惧、紧张、愤怒等情绪。重视对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的运用，既可以补强证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也可以从防卫意图上解释“防卫行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认定中的难题。加强对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的研究，这既是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精神的要求，也是对不良品性的贬损，有利于营造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

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和司法适用;认为限度条件不完全等同于“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理解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并对刑法第２０ 条第３款是否为“无限防卫”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谓“无限防卫”的规定。此外,对“行凶”、“暴力犯罪”等规定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     

正当防卫中侵害行为范围的探析

目前 ,有关正当防卫的著述颇多 ,但正当防卫中侵害行为范围这一关乎正当防卫是否成立的问题却被忽视。本文就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内涵、一般防卫和特别防卫侵害行为的不同范围以及特别防卫侵害行为的判断主体和时机问题进行探讨。     

论特殊防卫的性质

当前，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限度问题正在开展新一轮反思。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行为，学界的称谓千差万别，主要有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无过当之防卫、预防性正当防卫等。从语言逻辑关系和刑法条文规范表达的角度看，“特殊防卫”的称谓更符合第3款关于防卫限度的特殊规定。第3款内容在实质侧面受正当防卫认识、防卫限度要件的约制，在形式侧面符合规范用语的体系表达，不是第1、2款内容的拟制性规定，而是提示性规定。防卫的权利性质受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的影响。在我国弱的权威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影响下，特殊防卫带有明显的义务性质，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正当防卫之"必要"

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既是理论界研究比较薄弱也是实务界比较困惑的问题.正当防卫的"限度"判定,关键问题是要确定防卫行为是否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防卫行为评价标准并确定防卫行为"必要性"的原则;应该结合防卫行为发生的主体条件、现场条件,综合侵害行为的情形和侵害相对人主观因素,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     

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无限防卫权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正当防卫作了特别的规定。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在我国确立了无限防卫权 ,并对其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了争论。本文作者认为 ,首先应当澄清的是 ,本款规定是否确立了无限防卫权。进而从防卫权的起源与本质、影响防卫权范围的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 ,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并不是“无限防卫权”,也同样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它与一般正当防卫的区别在于对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不同。     

正当防卫认定的实然影响因素与应然裁判规则

借助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和决策树模型分析Z省近几年涉及正当防卫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正当防卫认定的实然影响因素。通过回归模型可知，在仅考虑单一因素的情况下，侵害行为系危险行为、被告人先动手、事先存在纠纷、防卫手段强度的超出、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对判断实质入刑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事先存在纠纷、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更容易获得轻判裁决结果。但是，决策树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被告人存在回避可能性就会对判断实质入刑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而被告人先动手在该模型中的重要性排名则会靠后。“法外因素”成为裁判规则的构成要素的现象在正当防卫案件中较为常见。据此，正当防卫认定的裁判规则应当做到：防卫手段强度的超出并非当然认定为防卫过当；事先存在纠纷不能当然否定防卫意图的存在；不法侵害行为包括实害行为与危险行为；额外添加“回避性”要件是对正当防卫范围的限缩；时间条件的认定须站在整体立场。正当防卫的认定仍存在实然与应然间的距离，而这种差异来自于司法裁判规则的重构，归根结底是多元主体互动的结果。     

试论正当防卫构成条件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权利和手段,但因实践情况复杂,防卫性质在判定时往往难以做出明确的界定,所以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分析防卫行为的目的、时限、对象和限度,对于正确地对防卫行为定性,辨析罪与非罪的界线,正确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偶然防卫“无罪说”的不足与防卫优势地位的认定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两相对立的背后是行为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的对立。在处理偶然防卫相关问题时，由于具体行为获得效仿的可能性低，无需为保障社会整体利益而在个案法益保护上做出让步。结果无价值论的无罪说在逻辑自洽性与体系合理性上最为令人满意，但在处理双重偶然防卫问题时仍难以做到根据充分、结论妥当。在英美法系当中，选择客观判断路径的学者与结果无价值论者的基本结论一致，但主张以防卫行为客观上是否保护了无辜第三人的利益为标准，对偶然防卫进行类型化分析。在自我防卫型的偶然防卫场景之中，由于行为人未能构建防卫优势地位，其法益不应在冲突环境中获得额外保护，因此不成立正当防卫。回归对个人具体法益“正对不正”关系构造之辨析所得到的合逻辑之结果，对于我国当前主流观点偶然防卫无罪说亦是有益补充。     

对象外的防卫过当的教义学阐释

围绕如何处理防卫伤及第三人的案件，主流学说间对立激烈，但均未能全面评价案件中存在的“不法侵害人⇌防卫人→第三人”三方关系，难以提供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为此，在解构防卫的对象要件后，原本对防卫结果发生对象的要求可以纳入防卫限度，“对象外的防卫过当”宜得到承认。这符合我国《刑法》第20条之规定，也契合防卫过当“不法侵害人需要为过当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的规范本质，具备形式与实质根据。在具体审查此类案件时，法院应遵循以下流程：首先，应基于打击错误的理论排除行为人的故意；其次，若认定过失，需进一步判断是否成立防卫过当。其间，应特别注意第三人的身份核查、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第20条第3款的适用可能性以及第三人行使防卫权的限制。至于行为人具有故意的情形，应根据故意的不同形态具体分析。     

论互殴中的正当防卫界定——何强聚众斗殴案与李明故意伤害案的类比启发

常熟何强聚众斗殴案是探讨互殴场合下能否成立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李明故意伤害案与何强聚众斗殴案在案件外形上存在多处重合,但法院对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认定结果相反。通过类比可以得出结论:互殴下有成立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此类案件的思维逻辑不应以行为人具备互殴意图而否定防卫意图的存在,而应是先定性自招行为,再判断防卫意图。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邓玉娇事件引起的思考

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充分发挥正当防卫制度的作用,是我国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得以全面落实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而如何把握好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案例分析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为标准来评定。     

“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反思与纠偏

根据“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仅当防卫行为造成重伤、死亡结果时,方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此规则虽可给正当防卫权松绑,却无充分理据。其一,“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基础,即“重大损害=重大人身损害”之解释无法成立。其二,“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和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相割裂,其无法从相关论者所认同的“二元论”“主观权利说”和“不法侵害人丧失法益需保护性说”中推导出来。其三,“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在刑事政策上会导致私人暴力滥用等负面效果。鉴于以上问题,应重新解释“重大损害”要件：就其范围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任何个人法益损害都属“重大损害”中的“损害”;就其程度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若为刑法所禁止,便是“重大”的。     

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危险性质

对不法侵害性质的误解是司法实务对防卫标准掌握过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当防卫制度在法律救济体系中属于事中私力救济，其功能是及时制止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应指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而不包括实害行为。实害行为理论在实践上误导司法机关对防卫案件的认定标准，在理论上违反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宗旨，对司法实务和理论发展均存在消极影响，应予纠正。不法侵害的危险存在程度上的不同，从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实行阶段的危险、既遂以后的危险到接近实害结果的危险，呈现逐级升高的趋势；与之相适应，防卫所需的力度也应随着侵害危险的逐级提升而增强。     

防卫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防卫权的立法根据主要有自然根据、社会根据、法理根据;其成立条件可从前提条件、基本条件及限制条件三个方面把握;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防卫权的规定用语不规范、“必要限度”的表述过于抽象,而无限防卫权的设立可能带来对正当防卫权的滥用,因此应当加以完善。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限度是在法学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主要以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来研究正当防卫的限度及特殊防卫权。这对如何认定特殊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界定研究

正当防卫的界限游离于"正当"与"过当"之间,缺乏清晰的界定,是法律上存在的一个较大的空白点。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界定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在涉及防卫行为限度的判定时也常常难以准确把握。文章在阐述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界限的基础上,深层次发掘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难以判定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从司法、立法等层面改变"结果唯一论"。结合防卫行为限度的适当性要求,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认定的条件进行综合性考虑与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司法审判时排除行政干扰等建议,为正确使用正当防卫制度、公正处理案件奠定法理基础。     

刑法中“不法侵害”评价基准比较研究——以客观说和主观说展开

对于“不法侵害”的判断标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普遍认为,只有在不法侵害真实发生的条件下,才存在正当防卫的余地（客观说）;反观英美刑法,只要防卫人有理由相信存在着不法侵害,即可进行防卫（主观说）。但客观说和主观说在处理结论上大体一致。这表明,世界两大法系的刑法理论在不法侵害的判断基准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