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民主理论协商转向的合理性——基于社会和理论背景的分析

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作为民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趋势,特别是价值冲突的普遍化,对古典民主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也成为现代民主理论必须回应的基本问题.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自由民主的精英理论否定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及大众参与的可欲性,从而在事实上采取了消极回避的理论策略;而自由民主的市场模式所内舍的交易或妥协原则在处理价值问题上则是不恰当或不充分的;民主的激进理论对规范政治概念和参与价值的强调是重要的,但它对可能的参与方式、后果等却估计不足,解释不多.而协商民主理论则力图直接回应现代社会中价值冲突普遍化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其理论的展开也是建立在对自由民主不足的批判以及对激进民主传统的资源的继承和反思之上的.     

社会主义民主导论（下）

社会主义民主导论（下）丘晓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任何政治民主都是一种国家制度。这是因为民主作为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社会的政治权利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归根到底即是人们之间在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过程中权利与关系的集中表现，所以在历史上所有的阶级冲突...     

熊彼特的民主观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是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熊彼特认为,在一定务件下,民主可以和社会主义相容.这个条件以他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政治的看法为基础".熊彼特把民主的定义界定为民主的精英主义,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中央权威控制生产体系的制度模式.另外,熊彼特还认为,"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熊彼特所坚持的民主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兼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

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政治宽容与政治冲突的互动关系研究

政治宽容与政治冲突的互动关系研究是冲突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非暴力政治冲突与政治宽容才存在必然的联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政治反对派与民主政治的包容性;政府宽容政治反对派的原理;政体形态与政治代价的关系;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策略。     

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

利普塞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民主的社会基础,认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 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价值、认同、合法性基础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构成了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通过对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场域的讨论,利普塞特进一步阐释并建构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一体平衡的结构,揭示了政治发展和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基础.利普塞特有关稳定民主制的基础条件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不成熟的“市民社会”——当代泰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研究视角

很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后果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随着泰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该国市民社会已经崛起,从而能够大大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发展.但本文通过对泰国主要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和政治亚文化的分析,发现该国政治文化与尊崇民主政治的西方公民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泰国主要社会阶层很少有强烈的民主和社会责任感.此外,人们也普遍缺乏法律意识.本研究表明,“市民社会”是基于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平等、民主的政治关系提炼出来的概念,难以准确地反映泰国的现实社会和政治发展情形.因此,虽然泰国政治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市民流血抗争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崛起；泰国的民主政治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     

政治权威的构建与发展——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

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虽然总体方向是政治民主,但具体模式或路径由各国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通过对我国国家生成机理的分析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对比,可以看出,与西方国家由社会塑造不同,中国是由国家对社会进行塑造,国家权威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威与政治民主并非相互排斥。而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的核心政治权威,通过其领导下的社会构建和党内民主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民主化。     

近年来西方平民政治基本内涵、特征及兴起

近年来,西方国家屡屡出现平民政治现象,政治精英与平民大众的平衡关系一定程度被打破,政治向平民化方向发展.平民政治是一种新政治现象,与精英政治相对应,它坚持平民立场,强调公众意志,以社会中下层平民参与为主,具有反建制、反精英、偏重利益动员等特征.平民政治的产生既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又是精英与平民矛盾冲突爆发的结果,还是西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集中反映,并受现代新媒体传播手段的催化.平民政治的兴起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深度和广度,但也埋下政治民粹化的隐患,将对西方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例

现实社会主义的困境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激进民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中的异化是激进民主理论产生的内在理论依据。激进民主理论的基础是反本质主义、本质是对抗与冲突、目标是构建新霸权。激进民主对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展开批判，重释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激进民主用多元主体代替了工人阶级在运动的主导地位，颠倒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对经济民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

学术界一般认为,民主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民主就是指政治民主。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思考民主问题,分析了民主不仅仅是指上层建筑层面,也具有经济的特性,所以民主也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经济民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好替代方案,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存。     

自由和平等,还是自由或平等?--西方近代以来对自由与平等关系问题的争论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家讨论的热点话题。一方面 ,他们将这两种价值理想作为其民主政治的基础和核心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发现这两种价值观在同时运用于民主政治中时呈现出颇为复杂甚至彼此冲突的情况 ,由此导致国家的治国理念及一系列干涉手段的差别。本文通过探讨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论争 ,试图指出 ,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根本解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问题的 ,自由和平等 ,还是自由或平等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永远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因此 ,必须突破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 ,为自由和平等的协调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论毛泽东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早期探索

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有赖于通过政治革命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早期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生成正是围绕着政治革命的历史逻辑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从政治革命的领导权、政治革命的依靠力量、政治革命的前途、政治革命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的许多观点对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发展协商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种新型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由“公共协商”达至“社会和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展示了当代社会政治领域的新气象。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和现时期如何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来化解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形成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程度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主动的制度创新循序渐进地进行。     

关系结构两重性视角下的信任与民主

政治领域中的信任研究逐渐兴起,当下理清信任与民主关系问题十分必要。把握信任与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其放置于信任与政治关系的背景框架之中进行分析,也就说,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的两重性是我们认识信任与民主关系的两个重要分析维度。     

超越与反思:风险社会的三种研究传统及创新尝试

制度主义、文化主义、现实主义是研究风险社会的三种视角,已有众多学者从这些视角阐释制度性风险与全球化、风险文化与不确定的个体、生态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但依然面临一个问题未被解决:在个体化的不确定性与充满风险的社会之间有一道正在逐渐拓宽的裂缝.在此背景之下,从伦理与政治的双重视角,试图通过生态政治与反思性调节两种方式建构超越风险的“第三条道路”.这是研究风险社会的一个新的尝试,尤其是关于义务理念的阐释,对于中国风险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西方法治模式的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问题突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西方法治模式,认为西方法治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民主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平衡关系形成的,也即西方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将民主(政治参与)和经济的考量寓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社会这个系统下的商品经济发展、价值观和法律三个子系统分析,认为三者的动态平衡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探讨逐渐增多，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三方面。（1）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孕育中产阶级等。（2）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有助于塑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3）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制约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作用；社会组织缺少独立性和持久性，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少数极端反民主的社会组织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威胁等。反观这些研究还可以发现，学界对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讨论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市民社会决定论，过分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二是限制市民社会发展论，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对这些认识误区必须保持警惕，从而正确对待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努力把市民社会培育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因素与重要力量。     

论公民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着成就与问题并存的复杂局面。要更好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政治体制自身的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但政治体制自身的改革要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必须从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寻求支撑点。因此,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需要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相关性有时不那么直接,其间需有必要的中间环节,而这个中间环节无疑是由公民社会来承担。市场经济营造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