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地域与多元化发展问题的研究综述

西方学界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始终主导着企业跨地域与多元化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前沿,但并不全然对症中国问题。中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表现出力求创新的努力,但管理学的"中国范式",还远处于萌芽之中。构建创新的融合中西适应本土企业持续成长的管理学范式,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     

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

当下的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固有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研究群体带来的"出版思维",与编辑学研究之初形成的"实践思维",构成了编辑学研究范式的两维,也限制了编辑学研究的继续深入.而对此范式进行反思与突破,就成为编辑学研究当下要做的工作.     

语境与诠释: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在中国教育学界的理论旅行,生成了三种不同的语境.本文基于文本阐释学的"过度诠释"概念,指出了解读教育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理路,分析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和胡森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揭示出教育研究范式的理论内涵.笔者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语境下,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是不存在的,而胡森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则是可能的 ,这有助于"教育研究范式"的意义理解和研究深化.     

"社会学想象力"与教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

教育社会学研究存在微观与宏观两种取向.前者关注行动,多以符号互动论、俗民方法论为代表,强调教育中的微观行为研究;后者关注结构,多以功能论、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为代表,主张对教育的结构以及功能作出整体性的解释.然而,目前较多研究在采用两种研究范式时,要么过于关注微观细节,要么过于强调整体结构的决定力量,都未能真正突破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整合,更遑论完整的理论建构.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社会学想象力"不仅是一种心智品质,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所强调的在宏观理论不同层次和微观经验材料之间穿梭的观点,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宏观和微观取向的范式整合提供了可能路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其方法论仍然有生命力,得到学界关注与推崇。本文选择社会科学化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的形态,依据莫兰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范式。分别梳理了其主导概念、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涵,分析了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对科学地理解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理论意义。     

翻译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基于普特南“语言劳动分工论”的启示

普特南的"语言劳动分工论"指出:在语言共同体中,语言存在劳动分工。该理论对翻译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具有启示作用。从该理论视角来看,翻译研究共同体中的翻译研究新旧范式之间的关系不是"否定"、"取代"或"回归",而是存在劳动分工,互为补充,共存共荣。这是因为每种范式都只研究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都有其针对性和盲点,要全方位探索出翻译活动的属性则需要多种范式的运用。     

技术创新史的文化研究路径——近年来技术史研究的新动向

对国际技术史权威期刊<技术与文化>最近十多年来有关技术创新史的论文进行了综合考察,参照文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新进展,从整体上对这些研究的方法论进路作了"文化研究"的理论概括与定位,从而尝试性地思考了国外技术史家在技术创新史研究中是如何引入建构论作为技术史的解释范式,并通过改进该范式,从而推动技术史走向对技术创新的"文化研究"路径的.思考了该解释范式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对技术创新史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70年的问题意识及其范式转换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具有特殊的问题意识,既涉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变迁的"时代问题",也关联理论和文明创新自觉的"学术问题"。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由诉诸教科书体系的权威性走向诉诸经典文本的现实性,由注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走向注重对中国问题的学理论证,从而主动创构了多元的、学术化的理论范式。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作为当代的"中国问题意识",标明了走在范式转换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历史责任,即在为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想提供规范性哲学理念支撑的同时,进一步形成具有文明自觉的"中国化"研究范式。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经济法研究应当注重"共时性"与"共谋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及其法制建设的发展,经济法作为现代新型法律制度,尽管其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但目前仍处于自我巩固、自我完善的时期.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与现象的发生具有"共时性",这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现实性基础.经济法研究在关注"共时性"的同时,应当注重"共谋性",倡导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唯有如此,经济法研究才能实现有效的发展.     

教育学科范式探析——以教育人类学为视角

传统教育理论经历了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范式演变,面临着学科范式危机和理论困境.教育人类学使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回到了"人",确立了人的可教育性与社会文化适应性这对基本范畴,推崇和运用贴近教育生活世界的教育叙事法,致力于建构具有原创性、内生性、独立性的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实现从传统教育理论的解释、服务甚至迎合功能向现代教育理论的批评、创新功能转变,为教育理论建构与教育学科发展提供新的范式.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王国维"学无中西古今"论的理论困境及其思想史意义

如今,持续了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似乎已悄然耗尽了当代中国学界的焦虑与思辩力,人们要么沉迷于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的虚悬想像中,要么仍深陷种种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文化(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而当代学术研究日益加剧的专业化与细密分化趋向,则使种种学院化和技术化的学术操作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学术"既已从某种神圣的使命中"祛魅",人们干脆也就放逐了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创生立场的反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王国维的"学无古今中西"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在于首先,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绝对性至今似乎仍隐没不彰;其次,王国维在"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之间的理论断裂仍考验着当代中国学界的思辨力;第三.王国维对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重构的理论尝试,至今仍具有极其前沿的思想史命题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梳理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语境及其绝对性、重新裁决"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的理论断裂、重新彰显王国维重构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理论尝试的思想史意义,无疑能为当代中国学界应对后现代知识谱系的变动和全球体系的变迁找到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资源和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路径.     

都市人类学视角下的水与城市——以水运型社会扬州为例

人类学家是热衷于研究水的,无论是视作资源和权力的水,还是赋予灵性和神力的水,都是人类学界的关注点.都市人类学可以从中走出"第三条路",对更加灵动的水做一尝试.本文以水运型社会扬州为例,具体阐释了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最后从具体到一般,提出几个可能的视角,仅对水运社会的研究范式作一探讨.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本体·主体·他者——"诚信"视域中的中国伦理范式转型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任务的提出,中国伦理的范式转型已由学界的理论自觉演变为道德实践呕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其中"诚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和现代伦理的共有范畴,其道德内涵和形上哲学根基经历了从本体到主体乃至他者伦理的嬗变.从诚信范畴管窥中国伦理的范式转型,不仅有助于揭示不同时期中国伦理的具体范式及其转型路径,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奠定了范式平台.     

个案研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章对个案研究进行了适当定义,将其分为实证个案研究和文献个案研究两种类型。并进一步举出具体例证,对个案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及个案研究中材料与议论的比例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实证个案研究无法抽象出真正的理论,最多只能得出"中观理论",文献式个案研究可以得出抽象理论;在建构故事文本时,叙议结构应保持适当。     

雅努斯的两面觉醒：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探微

研究范式是特定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等研究模型的统称,各范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范式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基于裁判者视角的规范法学研究范式,主要以法教义学和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二是基于立法者视角的社科法学研究范式,具体分为法律政治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其中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与罗马神雅努斯的两面形象正相契合。面对新时代“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必须在这两类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进行第三种范式的探索和尝试,即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互补,唯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才能摆脱困局。     

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翻译研究的一个历时视角

译史研究的传统方式长于史料的爬梳与整理,而疏于对事件之间联系的分析,因而导致记述与分析的失衡;译史研究的文化方式则偏重揭示翻译活动与文化互动,虽然部分克服了前者的缺点,但是造成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失衡.新史学理论的历史中时段对于处理好记述与分析之间的矛盾带来了重要的方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内外之分,为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此可以将翻译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前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范式为中时段,辨认理论发展所经历的范式并指认具体译论所属的范式,在对范式的把握中勾画内部历史的发展的图景;后者以译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为历史中时段,选择具有文化意义的史实并解释其文化成因,在与文化的参照中重建史实之间以及史实与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内外并重、双维平衡的翻译史解释模式,不仅能够处理好记述与解释和理论与实践在翻译史中的关系,而且从理论上预见了内外译史之间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大卫·布罗姆利的新兴宗教运动与暴力研究——NRM的“戏剧结局”

新兴宗教是有别于正统教会的非传统宗教团体,与现实社会秩序存在种种张力,与之相关的冲突及暴力事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探究了NRM与外部世界如政府权威间的张力、冲突与相互作用的机制,为考察NRM与社会组织之间对抗的复杂性提供了解释框架。大卫·布罗姆利等人注重分析NRM"组织的"动态性,采用"资源动员"模式解释了NRM及反运动组织的关系,认为NRM暴力事件首先是一种集体暴力,批判了NRM具有暴力倾向的社会观念"迷思",提出了解释NRM暴力事件的"戏剧结局"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