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抗战时期国民党新县制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党新县制述评周绍英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强化专制统治，从１９３９年９月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施行新县制，并规定以“三年为期”，各县一律完成。国民党把新县制的实行，作为完成地方自治与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蒋介石令“内政部最重要的工作在督导考核...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疏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     

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

本文探讨了 2 0世纪 4 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的基层社会控制及民主的实际状况 ,指出四川省在当时所推行的基层地方自治仍未摆脱受行政控制的从属地位 ,行政工作先于、多于自治工作 ,“民意机构”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多反映地方有力者的意志 ,它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以及“吏治腐败”等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国民政府在基层所实行的“以官治求自治”的所谓地方自治政策 ,非但未能发展地方事业 ,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体制的沿革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其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体制经历了从审定制到国定制与审定制交互并行的转变过程。抗战期间国定制与审定制交互并行供应体制的出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而1947年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实行国定本教科书版权开放的政策,则显现了教育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困难重重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推行的历史概况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始于1935年,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四川的最后崩溃,历时14年有余.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过程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新县制实行前,从1936年至1940年3月的5年时间里,四川编整保甲三次;二是新县制实施后,1940年至1944年,四川编整保甲两次,以后则由各县逐年上报到省.而新县制实行前后,四川保甲具有编制不同、建制不同、目的不同等特点.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国民政府中后期的地方自治之实施及其启示——从新县制实施效果的角度分析

［摘要］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在清朝末年引入了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新县制是国民政府后期所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得到最全面、最认真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政府及各界人士为推行新县制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制度和现实脱节,其根源在于政治法律制度不能保障人民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人民也无法感受到制度的宝贵和需要。政治法律制度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保卫,这是中国近代很多政治法律制度最终成为一纸空文的根本原因。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德国军事专家以“私人身份”受聘于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联系军购、建立现代化军事教育乃至直接参与指挥对日作战。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贸易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国民政府据此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德式部队,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傅斯年与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教育甄审。傅斯年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关系很好,从甄审政策的讨论、制定到甄审的开展,他都参予其中。虽然他的建议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并不能代表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识。由甄审而引起的反甄审运动,扩大了收复区教职员和学生同国民政府的之间的裂隙。     

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及其影响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经历了"剿共"、建设、抗战和全面内战四个时期,从推行、完善、进一步加强到最后崩溃历经了18年时间.保甲制度的推行对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抗战期间国定本发行体制的出台与困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加强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与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的困难局面，于1943年推行了国定本发行体制。然而这一新体制的出台却并未达到当局预期的目标，其中原因则是其统治区域的缩小、其他书局的抵制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所致。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薛德枢张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抗战，国民政府对其政权机构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权体制和政策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民主趋势。本文拟就自抗战开始至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趋势问题作一...     

试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

通过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前试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历史进行考评 ,意在弄清二、三十年代该政府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特色、短长和遗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以此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 ,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参考。     

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

川康整军是抗战的需要,是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整军是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的,并非完全是暗中争斗.整军为川军顺利出川抗战、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为把四川建设成国民政府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