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诗腰韵浅说

押韵是诗歌特有的艺术手法。押韵可以使诗构成声音的回环,便于激发读者的前后联想,易于沟通句与句之间的联系,加强诗结构的完整感和整体感;押韵可以增强诗歌语言的流畅、和谐、悦耳,是构成诗歌音乐美的“最起码的因素”(郭小川语)。所以,沈德潜说诗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对偶”与古诗结构

对偶 ,在叙述型诗向描绘型诗 ,有机结构诗向无机结构诗的裂变过程中 ,是一个积极的不安分的元素。它使诗的内部结构由有机变为无机 ,是诗通于画的一个条件 ;它使诗歌的语言产生质的变化 :由语链变为词或词组的无语法纽带的并置 ,宣告了诗歌语言的独立。对偶是诗歌结构历史发展的推动者     

诗歌语言中“声、音、韵、律”关系的符号学考辨

诗歌语言研究中普遍存在两个层次、四个要素之间的混淆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声与音、韵与律的混淆,第二个层次是声音与韵律的混淆。在符号学上,声与音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诗歌语言的语音兼备表情功能而使两者混同;韵与律原是分属语言与音乐,诗与歌的原始结盟使语言在音乐的影响下形成纯形式的格律,韵与律自此难解难分,并演化为格律。在新、旧诗更替中,韵律或格律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诗歌整体声音问题被狭化为格律问题,而中外诗歌写作史上声音与格律一直是两个平行的话题。现代诗放逐格律,但没有放逐诗歌的声音,反而释放了诗歌声音的潜能,在声音语象的创造上与中外诗歌传统一脉相承。     

谈诗歌的欣赏与创作

诗歌是一种运用最精美的、带有音乐性的语言创造意象,主要借助意象以抒情的艺术。诗歌必须有真情实感,构思要新,要巧,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诗歌必须有大胆、新奇、丰富的想象;诗歌要善于运用象征手法,使诗飞跃、灵动;诗歌要讲究音乐美,还要注意炼字。     

“我思故我在”——伯恩斯坦诗歌的笛卡尔式解读

伯恩斯坦作为语言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美国语言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诗之结构看似凌乱,语言表达也很支离破碎,这便使得他的诗歌难度很大,让不少读者拿起他的诗不知所云;有的读者因此甚至认为他的诗歌是语言垃圾。然而,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维视角对伯恩斯坦的语言诗进行探讨,用形而上学的基本方法去展示其诗歌的意义世界,则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     

论刘勰的诗本体论中的诗起源论

刘勰将孔颖达的"必不空弦"改为了"理不空弦"。这一改动在现代诗学视野中显得格外有价值。即刘勰明确地继承了前人的诗乐同源的观点,确立了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质音乐性,但也意识到音乐先于诗歌语言及诗乐有别,这与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及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诗具有音乐性和音乐先于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论都不谋而合,也为汉语诗歌由早期的重音乐的歌诗向诗的音乐性在后来被渐渐淡化,最后出现诗与歌的两种文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性翅膀的律动——评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诗歌《荒原》的文体特征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以颠覆性的诗歌语言表达着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挣扎和寻求出路的努力。该诗意象错乱繁杂,语句形式违背一般诗作规范,但是,作者通过三种艺术手法——意象结构之动势、艺术变形和音乐化处理,创造出＂无形＂中有形、＂散乱＂中有序的节奏感;词与词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以诗性语言构成律动的翅膀,产生分合有致、动静相宜的美感。     

从音乐美学角度论音乐艺术的形式与内容

音乐美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具有美学—艺术哲学的性质和高度的抽象性、涵盖性,区别于音乐学中的其他学科。它侧重研究音乐艺术的基本规律,并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及对象。音乐美学不仅要对音乐的形式、音乐的内容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还要注意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辩证关系。     

对音乐本质的认识

音乐不能承担唤醒人们的良知或阻止罪恶的重任。音乐在美学本质上不具备概念性,所以它不能提供属于社会价值范畴的道德劝告或良心教化。美好的音乐与创作者的高尚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音乐阐释和欣赏是主观的,对它的联想是因人而异的。必须在认识音乐本质的前提下,才能更纯粹、更完全地领略音乐带来的美的享受。目前有些音乐理论会使我们对音乐的认识产生误解:以为音乐能够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这些都是有着强烈的工具论色彩的文艺观念。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音乐特征研究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鲜明的音乐性众所周知，但一百多年来乏人研究。其诗歌的音乐特征由其诗歌中的音乐词汇、音乐性意象和音乐性形式在词汇、语意和语法三个层面上共同建构而成。具体而言，其诗中大量使用的音乐术语和乐器名称赋予了诗歌联想性的乐感；有声有色的鸟意象和纯音乐意象，以及乐律十足的赞美诗形式则直接赋予诗歌突出的音乐特征。     

浅谈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的关系

音乐表演时 ,应严格遵守作曲家的原始乐思和乐谱 ,进行复原性的表现 ;遵守或基本遵守作曲家的原意 ,进行具有时代特色的演奏 ;利用作曲家原始乐思的精华 ,进行超乎作曲家意识的演奏。如此 ,就能将作品创作和二度演绎完美结合起来     

论歌曲作品中音乐形象的塑造

歌曲是以音乐艺术 (曲调 )的表现手法与文学艺术 (诗歌 )的表现手法相互配合 ,来共同完成塑造艺术形象任务的。因此在歌曲创作过程中 ,作曲家首先要吃透歌词 ,明确歌词所表现的主题内容 ,深入研究歌词的结构特点 ,挖掘歌词的音乐内涵、韵律和节奏特色 ,从而选择合适的音乐主题 ,创作优美而感人的与词意相吻合的旋律 ,塑造完美的音乐艺术形象     

曹操对儒家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曹操突破了汉代以来注重音乐政教作用,忽视音乐审美娱乐功能的儒家音乐思想。他在继承雅乐传统的基础上,重视音乐的抒情功能,强调音乐娱乐性及个体感情的抒发,注重音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美。法、墨、道及游侠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被援引入曹操诗、乐创作中。曹操独特的音乐思想对后世文人音乐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阳南曲中的本土音乐元素实证考析

历史上,我国南方戏曲统称“南曲”。“长阳南曲”是南曲的音乐本体在湖北长阳、五峰一带落地生根、汲取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营养,并成功本土化之后的地方曲种。同时,关于长阳南曲中的本土音乐元素实证考析结果证明,土家族是一个具有兼容并蓄、物为我用等博大胸襟的伟大民族。     

音乐情绪内涵及音乐与情绪的关系探析

音乐能诱发情绪。每个学者对"音乐情绪"的定义可能不同。音乐诱发情绪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即由Juslin和V stfj ll提出的理论框架——六个心理机制以及由Kone ni提出的中介说。研究音乐情绪的生理基础,多数是研究脑机制或神经机制;对于音乐诱发情绪的测量,大致可以分为:基本情绪模型、维度情绪模型和重新构建模型。以前有很多研究都会把音乐的情绪表达和对音乐的感受混淆起来,导致研究结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中国古代音乐的表达要素与社会价值

音乐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而中国古代音乐更有其自身的特色,中国人对音乐有自己的认识。中华民族从音乐中获得了无穷的智慧,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感受到了音乐重要的教育作用和启示。世界各地了解中国的人们都认为“中国是礼义之邦”,其实中国也是礼乐之邦。因为中国古人非常注重以礼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的同时。也很注重以乐陶冶人们的性情,引导人们去恶从善,所以中国古代音乐在教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     

高师钢琴课踏板教学研究

论述高师钢琴教学中各个钢琴踏板的制音原理、作用和具体运用的基本方法,以及踏板的运用与音乐表现有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