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歌不可译因素对读者审美反应的影响

审美功能是诗歌的主要功能之一,而诗歌形式对诗歌的审美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诗歌对源语语言符号本身的高度依赖性,作为语际转换工具的翻译在追求内容对应时往往以牺牲某些形式为代价,从而导致以这些形式为载体的审美成分作为不可译因素而丧失。如今,"以读者为中心"的观念在翻译理论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因而审视这些不可译因素所造成的读者审美偏差是很有价值的。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整齐,内容丰富,韵律严格,修辞手段多样,是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中西文化与语言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二语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译性。要将中国古典诗歌译为英文,让译诗读者与原诗读者同样领略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好处更是困难。文章从诗歌内容、音韵和修辞手段三个方面举例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因素。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得与失：Bassnett诗歌翻译移植观的再思考

当谈到诗歌翻译的时候,我们更多论及的是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而很少关注诗歌翻译的得与失。可译与不可译不是绝对的,得与失也是相对的。Bassnett在其文章中指出诗歌翻译不是失,而更多的是得。诗歌翻译无疑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肯定会得到一些。得与失的评价者应该是目标语读者。得与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Frost,Bassnett和Brodsky在阐述得与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what＂所指的原因。     

汉语古诗词离别文化英译初探

离愁历来都是中国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这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翻译则是以口语或笔语的形式用听众或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转达出发语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之间建立某种等同,因此翻译并非语言本身客观僵硬的再现,而是在译者参与下受社会文化语言影响的再创造。所以在古诗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传译便也成了诗歌形式及内容传译之外的又一重要使命。文章结合汉语及英语语言特点,以中西方翻译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中国离别文化在古诗词英译过程中的传递。     

从许渊冲诗歌翻译看文化转基因的再现——以许渊冲先生所译《游东田》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转换的交流活动,而且是两种语言背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特殊表现形式.本文以许渊冲先生所译南朝诗人谢胱的名诗<游东田>为例,通过"以创补失"和"三美"论,解读许渊冲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在译诗中的再现,从而论证诗歌翻译不是复制原诗,采用"拆散、重组"文化基因的移植方法可以实现以诗译诗,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 :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 ;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 ;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翻译的悖论和诗学意识

传统经验论的缺陷在于认定翻译的对象只是信息而无力回答"怎样译"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先验的,涉及两个先决条件:语言与文化的悖论、文学文本的信息与言语形式的不可分离性。文学翻译中译入语文本只能近似地还原源语文本的信息与言语形式的和谐统一;由于文学语言具有表达符号意义和完成诗学功能的双重作用,译者的诗学意识方为译艺之魂。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预设与重构

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沟通,更是文化之间的交融。译者首先要从原语和原作者的角度深入了解原语信息中的文化意象的预设,然后从文化态势对比等跨文化的因素出发,对译入语和其读者的文化预设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考虑文化交际的最终效果,译者可以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象进行适当的修润和创设,在译入语中对原语文化意象进行重构。     

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以赛珍珠英译《水浒传》为例

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要求译者避免将文本归化为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形式,而是采用异化的手段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保留下来。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采用了能够保留异国情调的异化或“陌生化”翻译手段,从而使译入语读者不断有新的发现;或者说译本通过延长审美时间和增加感觉难度而增强了读者的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中化习见为新奇。     

格式塔同构理论观照下汉语古诗英译的情感解读与再现

传译诗人的情志是诗歌翻译中译者关注的重点，按照格式塔同构理论，译者在翻译汉语古诗时，应解读原诗音韵、节奏和意象所蕴涵的情感，通过发挥译入语优势将此情感移植到译文中去，以期唤起译入语读者与原语读者相同程度的情感体验。     

可译?不可译?译犹未译?

探讨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指出中西语言中存在的某些特殊语言形式,如回文诗、藏头诗、共鸣韵诗以及拆字句等,是很难译甚至是无法翻译的,属于不可译类或译犹未译类。     

"形"与"神"的统一——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凝练,形式整齐,内容丰富,韵律严格,修辞手段多样.因此,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翻译必须把握好艺术意境的传达.另外,汉字的特殊构词方式和字句的对仗本身具有直观的形象美.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注意保持"形似",而且应深入其深层结构,挖掘语言的内涵,使译文具有同样的诗情画意,译形以求忠,译神以达众,从而达到译作与原作"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尽可能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和风格.     

从《关雎》的语内与语际翻译看诗歌的抗译性

由于受语言、文化及内容、形式等诸因素的制约,诗歌的抗译性远远大于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从《关雎》的译文可以看出,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都不可能达到等值的翻译,而只能是一种译述。     

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的颠覆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沃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意义、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可译性等一些基本翻译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驳斥了"译意"的观点;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悬置了"可译"与"不可译"二分。反传统的纯语言翻译观带给文学翻译这样的启示:文学翻译应重视形式的传译,摆脱意义的束缚,跳出语言的框囿,实现译作对原作的超越,把握可译性意味着强调语言的差异性,追求语言的互补性。译例的分析揭示了纯语言翻译观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实践表明:文学翻译中释放、转换纯语言、显示语言间的亲缘性、追求语言间的互补性是可能的。译者的天职正是完成语言间共生互补的伟大工作。     

诗歌的翻译就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吗?

诗歌的翻译究竟应该翻译什么?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译诗的文学性,而文学性离不开传统,作为文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的陌生化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传统.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及文学传统的不同,拘泥于原文的"建构形式"往往会失去原来的陌生化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性.所以,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而且也是形式的移植,但绝不是拘泥于原文形式.     

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的终结

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译文与原文之间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客观现实。这是由翻译所基于的翻译参考资料中词语意义的不确定性、两种语言范式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和译者主观能动性导致的,我们把由上述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信息不完全重合、对等的客观规律称之为语码转换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以此理论来终结关于语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争论,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试论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或表达方式是否存在。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特征、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不可译的现象在翻译中在所难免。从语言文字特征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进行了探讨。     

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学翻译变异的必然性

“不可译性”与“可译性”是中外翻译学研究中古老的悖论与纷争。从语言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分析“不可译性”认为。“不可译性”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本体论的框架内都会顽强地显现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跨语言的文学翻译是不可能的,相反为文学翻译中的变异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寒山诗英译在美国的经典化过程剖析

梳理寒山诗自1933年进入美国后的译介及经典化过程，分析文学交流框架下寒山诗英译在美国广泛流传、成为文学“他国化”典型个案的主要因素。寒山诗歌蕴含的宗教哲思及其跨越语际得以部分保存的原语言特质，是其受到美国读者欢迎的“文内因素”， 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文化需求与赞助人的推动，是促成翻译文本经典化的“文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