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皇甫谧故里“安定朝那”

“朝那”有东西朝那之分,东朝那县可能系西朝那“同源地名播迁”后再由官方确认而置.就皇甫谧而言,说“安定朝那人”为其郡望或者祖籍都没有问题,但若说其是指皇甫谧出生地,则证据欠充分.     

美溢于《东方丛刊》

《东方丛刊》提醒人们:美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就人类而言,其为整体存在而必真。就地域而言,人类这一整体分为东方人和西方人两个部分。在思维和创造技能上,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就审美而言,东方人的审美意识与西方人的审美意识也截然不同。雨果曾说:“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西方艺术源自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东方艺术则源自人类对自然的感悟。与自然的这两种不同的关系产生了西方美学与东方美学的差异。西方美学的特征是在审美欣赏中渗入了认识因素,多以“理念”为基础;东方美学     

关于场依存性——独立性认知方式理论发展的研究

一、引言在心理学史上历来有一个未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人格与心理过程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心理学家试图把人格与心理过程综合起来,但最终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 1949年美国心理学年会上举行了“知觉的个人和社会因素”的专题座谈会,针对心理学研究者在知觉研究中忽视产生知觉作用的人的现象,知觉心理学家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知觉理论中知觉者在哪里?”与此同时,人格心理学家也用类似的口气说:“人格理论中知觉在哪里?”至此人格与心理过程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威特金等人从长期     

影响言语风格的几种因素刍论

言语风格因人而异,千姿百态:就性别而言,男人“直率”,女人“委婉”;就年龄而言,老人“唠叨”,年轻人“简洁”;就修养而言,文人“文雅”,粗人“粗俗”;就文化传统而言,英国人“沉默寡言”,美国人“多言多语”,中国人“委婉含蓄”,日本人“谦恭礼貌”;就交际动机而言,“靠拢”时“心有灵犀”,“背离”时“话不投机”。所有这些都清晰地表明:人们在运用言语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过程中,由于其所具备的主观因素及交际环境的不同,而使用各自不     

论冯友兰“新理学”之和谐思想及其形上学依据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哲学思想。就丰富而言,“新理学”体系既有社会生活方法论中的人与人和谐;又有“天地境界”说中的“天人”和谐。就深刻来讲,以“理”为主要范畴的“新理学”形上学体系,通过其心性论为“境界说”和“社会生活方法论”提供了“最哲学”的形上学依据。     

土地为何留不住农民

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农村,能不能做 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而言,应该说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和中心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占人口80％的农村搞得怎么样。江泽民总书记更是从城乡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三农”思想,着重强调了保持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在现阶段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保持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对社会各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使城市失业问题解决的难度骤     

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哲学思考

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中,人何以超越其生命的有限性,中外古典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稍有不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否定人的有限存在来寻求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解决,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是从承认人的有限存在,并在人的有限性存在中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儒家和道家而言,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差异。儒家走的是“有为”式的超越之路,而道家走的是“无为”式的超越之路。事实上,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最终是一种价值的超越。这种价值的超越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群体的行为,在今天仍有思考意义。     

假装有学问

中国人是极好面子的。就一般人而言,最怕别人“说穷”,说他是“穷光蛋”,所以就以各种方式“假装不穷”。不是有这样一个笑话吗,说是有一个穷人,我们姑且叫他“二狗子”吧,自己没钱买肉,可又怕别人说他“吃不起肉”。于是,就从肉摊上找了一块猪皮。每次饭     

复句分类初探

张静先生说:“讲语法的人最感头痛的是复合句的分类,也就是各分句之间的关系问题(因复合句分类一般都是按各分句之间的关系分的).到底各分句之间有多少种关系,某种句子算做某种关系,各语法家说法也不一致.”张先生的苦闷是有代表性的,岂只讲语法的人有“最感头痛”的感觉,恐怕学语法的人更特为尤甚了;研究语法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可见复句分类无论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上,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也直接影     

罗门深深 深深罗门——浅析诗人罗门的孤独主题

一个著名的诗人说过:“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人所面临的都不外乎三重根本困境:人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彻底的沟通与理解;人是痛苦的——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现欲望的能力;人都有恐惧感——人都惧怕死亡,但人注定要走向死亡……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那样多的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才有文学,才有宗教……”。除了上帝和天堂,凡世间恐怕无人能完美解决这三重“根本困境”。但在海峡的另一边,一个诗人却用了他30年的生命试图冲破这“三重困境”。他,就是台湾著名现代派诗人——罗门。     

“人性”论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人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有些哲学家,对于人性的问题便做了专门的阐发,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观和伦理观的基础,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是把它做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人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最初只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言的。最早把“性”做为人的自然属性或伦理范畴提出来的,就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即是说在人初生之时,其性相近,以后由于环境和习俗的影响,才有了差异,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人的后天习俗行为,对人性的影响作用。孔子把“性”作为一个与伦理规范相联系的命题提出来,说明了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与加深。它标志着人类认识自身问题的开始。从天命观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标志着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开始。     

变“苦学”为“乐学”——关于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思考

在分析目前产生众多的中差生的原因时,我们常常慨叹“学生厌学,怕苦畏难”。于是不少人便对症下药,大讲古人苦读的故事,什么“头悬梁”“锥刺股”啦,什么“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啦！似乎强调一个“苦”字,就可诊治中差生的“百病”。诚然,要想学有所成,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必须有坚韧的毅力,必须有勤奋拼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苦学”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外教育史上,就曾有不少教育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苦学”的重要性,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就流行过所谓“训练主义”的教育思潮。这个学派力主强化训练,激发学生奋勉与努力,其特点就是突出一个“苦”字.纵观历史,若干大学问家的成才道路上确实都撒下了他们的无数汗水。应该说,“苦学”思想是     

浅谈干部的选拔

赴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干部的选拔,“应当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也就是说用公开招聘的办法,考试考核的办法,民主选举的办法选拔人才。这样就能使年轻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就能避免在用人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我们必须坚决执行,选拔出适应于新形势要求的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历代的统治者都花了不少的精力来研究用人理论这个问题。不少的文人、学者对选拔人才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古代最早提出“人才难得”思想的是孔子。他说“才难,不其然乎?”三国时候的曹操,提出了“用人唯才”的主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唯才道兼具者贤士也”。他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贤人。他们都懂得访求贤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人才的重要作用,都做了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党的十二大把“按照德、才兼备选拔干部”的原则,明文写进了党章。 无数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用上了贤才,国家则兴旺发达,反之则衰败下去。汉朝的董仲舒被汉高祖选用了,他根据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历史事实,分析诸子百     

试论孔子举贤任能的人才思想

用人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大问题。治国安邦靠人才,成就事业也离不开人才。这个道理,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包括封建社会的一些帝王将相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才。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无),则其政息。”(《中庸》)但是,人才是难得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对此,孔子说道:“才难,(人才不易得)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卫灵公无道,而没有亡国,是因为他任用了“仲叔圉治宾客,祝(鱼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宪问》)人才的重要,于此可见。     

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

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美学领域分歧最大、迄今都没有解决的难题。黑格尔说:“乍看起来,美好象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不久我们就会发现,美可以有许多方面。这个人抓住的是这一方面,那个人抓住的是那一方面,纵然都是从一个观点去看,究竟哪一方面是本质的,也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当代美国学者比特也说:“美是一项最难以捉摸的特质,它的特质是那样的微妙,以至于看起来总象是在快要抓住它的一刹那间又给它逃跑了。”这些学者的看法,并非故弄玄虚,的确反映了把握美的本质之艰难。     

教养

对于全社会而言,公认的有教养是指遵从社会各阶层都认可的行为方式,就是按伦理、风俗及社会公共道德行事。比如早些年,有人问你“您贵姓”,有教养的人一定说“我免贵姓某某”,可如今若没有半百年龄的人都不“免贵”了。可见如今“免不免贵”都与教养无关了,是这个时代把那个时代的教养给免了。     

“诗界革命”“和“五四”白话诗运动比较观——“五四”文学思潮流变研究之二

从戊戌到“五四”,是我国文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中,我国诗坛上发生的“诗界革命”和“五四”白话诗两次诗歌改革运动,使中国诗歌逐步地完成了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化。这两次诗歌改革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差别,这一转化过程有什么轨迹可寻,这些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问题。观念:从“大我”到“小我”的转变陈子展评价黄遵宪的诗歌说:“可以说人境庐诗是那个惨痛时代政治社会的反映,也就可以说它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诗人最丰富最伟大的收获。人境庐诗的真价在此。何必他求。”陈子展不仅评述了黄遵宪人境     

天命与人事的二元对待——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二论

在中国人文精神中,“天”是至上的,神圣的,但是不是决定一切的呢?进一步说,在这种景观中,人的地位和价值又何在呢?这种困惑在古代中国就具体化为“天命”与“人事”之分,体现为两者各自的权能和意义。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人之际”,其内在动因就在于,他希图探究生活现象中“天命”的作用以及“人事”的作用,并对社会历史活动给予合理的解释。对“天命”与“人事”之关系的某种解答,对中国人文精神来说是难以迥避的。其重要性在于,如果把一切的一切都归于“人事”,那么,是不是只要遵天意,行仁义,就一定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再论逻辑证明与实践标准

我在《逻辑证明与实践证明》一文中(见1978年11月2日《光明日报》),对逻辑证明与实践标准的关系、逻辑证明的作用等问题作了一般的论述。现在该文的基础上,继续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但这并不是说逻辑和逻辑论证在认识中没有作用。逻辑和逻辑证明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于实践离不开逻辑,逻辑与实践是统一的。人是实践的主体,任何实践都是人的实践。而人是有逻辑思维的,所以,人的行动过程总是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其实,不仅是人,一切高等动物的活动也都与其“悟性”相统一。恩格斯指出:“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一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