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为正当化问题探析

划定作为刑法中业务行为的医疗行为的范围,最根本的是判定是否具有侵害人身的危险性。＂保护的优越利益＂学说是医疗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医疗行为的正当化要件包括：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行为具有必要性与合乎水准性、遵守规则性;行为人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行为相对人作出有关承诺。     

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认定的应然转向

滥用数据爬取技术有必要动用刑法加以规制,但司法实务及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皆以爬取行为避开或突破技术保护措施作为判定刑事不法性的依据,导致刑法保护对象发生偏误,也抽空了数据犯罪的法益保护内容,抑制了数据公共价值的释放。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基础建构数据安全法益,对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的认定要以在客观上侵犯数据安全法益,主观上对行为方式与爬取数据的总量、数据表征的信息内容存在明知的事实上进行。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性标准的重塑可作为《刑法》第285条第2款的“违反国家规定”与“情节严重”之间构建适格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过渡,并可为非法获取数据行为确立值得刑法规制的罪质。     

强制医疗措施性质之思考

强制医疗措施是针对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适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防卫措施。强制医疗是刑事性措施还是行政性措施,学界虽然探讨的不多,但其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只有对强制医疗的性质有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就强制医疗措施的性质陈述管见,求教于同仁。     

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实质性价值的解读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的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刑事司法适用刑法规范对犯罪的认定除考虑形式上的符合性外,还应对刑法规范的合立法目的性、合社会情理性、合刑法适用必要性和合刑法体系逻辑性等实质性价值进行解读。     

医患矛盾下专断医疗的刑法容许性

在医患关系深刻对立的现实背景下,大行其道的"患者知情同意权"并非治本之策,相应之下,专断医疗刑法容许性的界限问题值得反思。面对专断医疗的出入罪之争,要以厘清医疗行为的正当化依据为基点,总结出"优越利益说"的理论优势,但需注意必须全面优越利益的事前衡量,而患者的知情同意便是其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专断医疗一般不进入刑法视野,只有当损害其优越利益时才运用刑事制裁。     

一般救助义务的刑事化问题

将一般救助义务刑事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宗族社会治理和连带责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自秦至清，均设有见危不救的相关罪名。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宗教教义，迄今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都设有“坏撒玛利亚人法律”。普通法在传统上虽持反对立场，但例外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从损害原则出发，在缺乏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未能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对他人利益的不法损害，应当入罪。从立法效果上，则可呼应社会团结的刑事政策目的。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模式，结合我国罪名体系现状及立法习惯，可以将见危不救罪设于第四章遗弃罪之后。总之，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应对罪名数量脱敏，保证犯罪化的正当性才是刑事立法的核心要义。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论可罚性阶层的确立——一种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路

在一个宏大的刑法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可罚性阶层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条现实可行的进路。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联结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是立法者根据某种刑法以外的公共政策目的例外地设置的犯罪成立要素。有鉴于此,应该赋予其犯罪论体系范畴的地位,作为有责性之后的独立阶层。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控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根基及实现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强制医疗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以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构建为视角

强制医疗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针对实施严重社会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依法适用的特殊刑事实体措施。强制医疗程序是强制医疗措施正确适用的保障。强制医疗的性质及特点决定其在提起的条件、主体、时期、方式等方面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诉讼程序。依法规范强制医疗程序,从机制上保证依法正确适用强制医疗措施,是有效制止和预防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所必须的。     

是否违反“知情同意”法则是医学判断吗？

在传统的医疗过失侵权诉讼中．为了体现行外人士对医疗这一专家型行业的尊重,医学判断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知情同意诉讼,虽被归入医疗过失侵权诉讼,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医疗领域——诊断治疗——的情景。知情同意的独特性改变了医学判断在诉讼中的格局。以患者为取向的信息披露标准的建立意味着法律的关注点已从“专家”整体转移到“患者”：对“医学判断”所管辖领域的精细分割也说明,医学判断只应在证明医疗信息的感知和启用“医疗特权”上有应用价值．医疗信息的实质性判断已让位于一般人知识,而且对“医疗特权”的严格控制会缩减医学判断的适用空间。     

浅议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实施路径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这一规定有利于促进该程序的实施,既防止滥用权力,也防范精神病人危害社会。但是,新修订的刑诉法对于强制医疗中的救济手段的规定过于模糊,其中对于检察监督的实施并无细致的规制,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遇到各种问题,因此,完善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势在必行。     

略论医疗事故罪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新规定的一种犯罪。“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标准,应包括二级医疗事故和三级医疗事故。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医务人员。医疗事故的鉴定,是认定医疗事故罪的关键。应当克服目前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一手包办独揽医疗鉴定的弊端,应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公安机关组建并主持,并实行回避制度,以求公正、公平。     

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事法(又称卫生法)究竟是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还是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对此,国内学术界争议很大.作者从医学科学与医疗行为的本质特征入手,揭示了医患关系并不具备民事法律关系所必须具备的主体平等、双方自愿及等价有偿互惠互利三大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同时也不存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为此,文章首次提出了医事法既不调整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调整纵向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调整斜向的医事法律关系的一门独立的法律体系的理论.     

法律关系客体之探究

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法律关系 ,受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是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受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不应是具体的物、智力成果、行为。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中均将法律关系客体界定为物、智力成果和行为 ,与刑事法律关系客体不一致。在理论上应将其统一起来     

质疑经济犯罪司法解释共犯之规定——以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为视角

经济犯罪条文中的共犯规定是注意规定,不是法律拟制;经济犯罪司法解释中关于共犯处罚的若干规定,是把中立行为的帮助等同于一般的帮助犯对待,而不具有合理性;根据刑法目的、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及实质的违法性论,可以认为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帮助行为;即便明知对方从事经济犯罪的意图,为其提供贷款、运输、仓储、保管、邮寄、房屋租赁或向其归还款物的,都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不成立帮助犯。     

对构建“轻罪”之法的省思

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总体来说利大于弊,模糊性是刑法的基本属性,"模糊"并不是由于刑法中的定量要素所致。定量要素的主要功能在于将没有达到"量"的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出罪化。而通过取消刑法中的定量要素,构建"轻罪"之法,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并非是一种最合理、科学和经济的途径,在我国目前的法治背景下,只能带来实质的不明确以及司法的混乱和民众的茫然与不安。其与明确性原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以法治国精神所追求的价值意蕴相悖。     

错位的惩罚---谈谈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当代各主要国家的刑法典均对医疗事故罪进行了规定,国外的通说认为,医疗事故罪作为业务过失犯罪的一种,其处罚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刑法典规定的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不仅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而且轻于其他的业务过失犯罪。这与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笔者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