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底生物资源保护问题研究--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分析

国际海底生物资源是近年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海洋生物资源,但其法律属性和保护机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文章立足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分析,认为现行海洋法体系并未能对国际海底生物资源提供有效的保护。公约在保护国际海底生物资源问题上概念界定的缺失、管理机制的缺陷、保护工具的缺乏,说明现行保护机制的不足之处。为了有效保护国际海底生物资源,应当明确国际海底生物资源在海洋公约上的概念,完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管理机制,在国际海底建立保护区。     

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国际海底矿藏开发问题上的斗争

国际海底区域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思想,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在与海洋大国的多年对抗中,继专属经济区之后,对新海洋法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发达的海洋大国,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先进的海底采矿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主张按"海洋自由"的原则开发深海海床的资源,使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对一切国家和个人开放.它们还认为,现行国际法已足以调整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底区域的利用和开发,不需要制定任何新的海洋法规则.     

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立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在对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及保护等方面与世界海洋经济强国相比,差距甚远。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的国内立法各有特色,特别是这些国家在满足自身经济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注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对我国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制度的建立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保障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之权益,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统一的涉及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事项的海洋基本法。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与善治之道——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具有突出的经济、科研和军事价值，已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列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我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完善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制度提供了战略新思路。然而，我国在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面临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被异化、平行开发制度实施受掣肘、资源开发污染问题仍严峻、保留区开发主体界定有缺漏等法律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构建国际海底区域规则的引领国地位、完善环保规则与“资源”法律定义、优化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主体的规定、释明和健全许可证制度等措施，构建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的善治之道。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生物资源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具有极高科研、商业价值的生物资源,然而作为新型海洋资源,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其予以规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法律规则应是完善深海底生物资源法律制度的最佳途径,但新规则的缔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应在新规则未通过之前采取短期管理措施,以期更有效地规制深海底生物资源。     

学生主导的实践教学模式在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以河北科技大学航模创新实验班为例

针对传统工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在对教师主导教学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的学生主导的实践教学模式。河北科技大学航模创新实验班教学改革实践表明,以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为目标的"兴趣驱动、学生主导、生态环绕"的学生主导的实践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国际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大赛、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等重大赛事中屡获佳绩。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南海“泥油”发现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了利用南海"猛火油""泥油"以为能源的信息。具体史事最早的明确记载,在五代后周时期。有学者将"猛火油"与西北"石漆"并说,注意到了这一发现与海底石油资源利用的关系。考察分析相关史迹,有助于理解和说明南海石油早期发现的历史。海洋资源之深度开发体现的文明进步,也许可以将有关"泥油"的历史记录看作纪念性标志之一。"泥油"发现或与有关"海底"的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知识积累有关。宋代文献所见对"大海底""深海底"的海洋资源开发,以对珊瑚、珠蚌的采获为例,上溯探索"海底"的技术渊源,可以至于秦汉时期。     

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国之担保义务研究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对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承包者的担保义务在性质上属于行为义务和合理注意义务,担保国应在其国内法律体系内采取合理而适当的措施履行义务,包括制定法律规章并采取行政措施。担保国在履行义务方面是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获得差别待遇。我国是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先驱国家,具有重大利益,面对担保义务规则的发展应从立法、行政执法、开发实践等层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金融外交与货币国际化:美元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

美元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国际货币,其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美国在美元国际化的进程中采取了什么策略,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值得探讨。美国在20世纪前30年推行的金元外交是现代金融外交的开端。金元外交在推动美元国际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元外交在拉美建立了美元主导的货币制度,通过海外投资和商业贷款推动了美元的交易规模,推动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对"去政治化"的对外援助和相对"中立"金融专家的参与使美元更能为国际市场接受和认可。金融外交可以为货币国际化营造政策环境并通过实际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货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条件。金融外交可以推动建设有利的货币制度、扩大本国货币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使用规模、推动本国国际金融市场建设并提升本国货币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国际认同度。鉴于美国的经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利用金融外交建立有利的货币制度、推动交易规模和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时以平等互助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争取他国的认可与支持。     

国际海洋立法新动向与中国应对——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为视角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坚实的法律依据,而现存的海洋立法,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仅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生物多样性养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仅针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在此背景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应运而生,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备受国际关注,势必影响到今后国家管辖外海域的资源分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人也应当在此局势中承担大国责任,在保护海洋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争取更多海洋权益。     

国际宪政视域下联合国制衡机制研究

联合国本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内外部制衡机制的缺失,特别是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三权失衡。从国际宪政的视角看,联合国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效力,规范安理会的权力及其运作,发挥国际法院在国际纠纷中的裁判功能。同时,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家的主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应受到联合国的保护。     

论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合法性

朝鲜战争是联合国成立后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战争，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组建联合国军入朝，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并在民间救济、停战谈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既是美国及其盟友操纵的结果，也是联合国与朝鲜问题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联合国的决策虽有瑕疵，但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承认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合理性与功绩。     

析"先发制人"战略对国际法治的冲击与影响--兼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改革

"先发制人"战略,即美国所称的"预防性自卫权",给国际法治特别是给<联合国宪章>以及以宪章为基础的集体安全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使联合国一度出现边际化的危险."先发制人"战略是国际法治多边力量发展失衡的产物.面对与<联合国宪章>制定时期完全不同的当今国际社会,如何完善宪章,合理发展国际法,成为摆在联合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际法体系下南极生物勘探的法律规制研究

南极生物遗传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和应用价值,各国积极开展南极生物勘探活动和激烈的资源争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南极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利用与保护等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展开了激烈的国际争论。国际上并无专门的关于南极生物勘探及其遗传资源的法律文件,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此均有所涉及,但在适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南极生物勘探及其遗传资源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国际文件就可解决的复杂问题,因此须扩展适用区域制度和公海自由原则,发挥联合国的宏观作用,扩展全球公共利益的范围,广泛应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并在国际法和南极条约体系的协调和融合下寻求解决的方法。     

国际森林问题、FLEGT及其未来走向

当前国际森林问题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森林主权、传统知识、现代科技与资金3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立场受其国内选民意愿和森林资源禀赋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因人均GDP、资源禀赋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利诱,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代表的能力和理解力相关。欧盟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和自愿合作伙伴协议行动,否决了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分化了发展中国家,并有可能导致联合国森林论坛在2015年后解体。中国应加强智库建设,加强国际森林问题的研究,尽快制订国际森林问题战略并付诸实施,以在森林议题上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利益。     

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的理论分析

积极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深海矿产资源是化解世界金属矿产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虽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制度确立了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的制度安排,但是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仍然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开发引起的国际海洋权益纠纷和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同时,世界矿产品市场供求不稳定所造成的矿产品价格波动和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的成本问题是影响其商业化开发的主要经济原因。     

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国际法新趋势探析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支持促进、发展和实施国际规范和标准。《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以法治来替代强权,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联合国按照宪章推进国际法治的进程,对加强“国际法治”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建立一个公正、安全、和平的法治世界,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