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公共卫生事件下健康风险沟通研究热点探究

为了解公共卫生事件下健康风险沟通领域研究现状以及热点研究方向,利用CiteSpace对经过筛选后的290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发现,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健康风险沟通是近年来备受关注且持续上升的研究热点。通过对文献进一步梳理阅读,绘制公共卫生事件下健康风险沟通主体关系图。研究发现,现阶段健康风险沟通已从单方向的公众健康教育模式向注重多主体间的互动沟通模式转变,信任与互动是影响沟通过程的关键因素。研究热点方向为公众、媒体等主体如何参与健康风险沟通,以及如何在沟通过程中发挥作用,各主体间关系的衡量以及在沟通过程中所占的权重仍是待研究的问题。     

风险沟通理论下突发性灾难事件不同场域传播互动研究——以台风“尼伯特”事件为例

本文基于风险沟通的理论,以突发性灾难事件第一号台风"尼伯特"为个案,通过对其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场域在信息响应、内容结构、公众回应与社会信任等方面的内容分析,探析在两大场域间突发性灾难事件风险沟通的特点、差异,并在风险沟通的视野下对突发性灾难事件在不同场域的传播互动进行多维度的探究。     

风险沟通：研究谱系与模型重构

人类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视角下，风险沟通通常被视为风险专家经由媒介向公众提供风险信息的活动，其本质是信息流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风险沟通则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开放、公开的交流，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质量，增进相互信任。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

如何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经是目前国内核电风险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要破解该难题,我们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潜在风险承担者的利益补偿,针对风险感知差异之重点群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评等风险沟通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实践,并突破结构性障碍,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创新政治过程和制度,以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环境治理的风险社会学分析

从风险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治理出现难题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环境风险认知差异。差异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矫正环境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科学客观的环境风险测量,但环境风险测量不等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真正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待于加强多主体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尤其应当提升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形成广泛而有益的环境风险共识,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风险沟通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沟通对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详细分析了应急管理中风险沟通的缺失,提出强化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配置体系,将风险沟通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健全政府应急管理问责制,厘清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改进风险沟通的实效,促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     

风险社会视角下我国核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我国核安全管理在监管部门权责划分、核电站设计与建造、安全管理、企业运营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严重事故应急演习以及公众沟通等方面均还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优化核安全管理可以从几方面着手: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核安全风险的评估框架;加强在运核电站的运营安全管理,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抓住《核安全法》实施的契机,从应急组织架构、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队伍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完善应急管理;加强公众沟通,扩大公众参与。     

信任、风险感知与科技的公众接纳——兼论中国转基因大米之争

科学技术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之一。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是深刻影响当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技术应用,有关其风险问题充满争议,公众与专家的认识分歧愈加明显,信任逐渐取代"理解"成为关键议题。公众对科学知识、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进而间接影响到公众对特定高新技术的接纳。在实践上,重建社会信任是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改善中国公众与农业转基因技术关系以及公众与科学关系的有效途径。     

科技风险认知的差异及其解释——从心理学到社会学

专家和大众在科技风险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对于该现象的解释却一直存在争议."实存论"和"建构论"是看待风险的两大基本模式,但它们提出的解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欲化解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识上的对立,应以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为基础,通过开放的公共领域,建立起一个包含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多元共识.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来自S省的调研与分析

重大邻避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着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具特殊性,也意味着该类决策的稳评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困难局面。这些困境表现在邻避设施决策稳评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以及理论指导等多个方面。要有效摆脱困境,就应从体制上理顺维稳办与其他评估责任主体的关系,建立异地评估与备案审查制度;在技术层面努力提高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风险沟通的形式、内容和权重方面做出改善,保障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和平等的参与权;在法制层面从根本上明确稳评的法律地位,理顺与其他风险评价法律依据的关系;从学理上阐明公众邻避情结的路径依赖,加强对公共信任脆弱性的研究,构建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公共信任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升邻避设施项目风险评价的理论指导水平。     

专家与民众:健康风险认知差距研究内涵检视

民众的风险认知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视风险如何影响个人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而定,而专家的风险认知纯粹是客观理性的机率风险,两者有极大的差距,此差异也是造成风险沟通障碍的主要因素。风险知识差距即在研究专家与民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所在,以弭平可能的沟通障碍。本论文介绍风险知识差距的研究内涵与研究方法,特别推介能深入探讨风险认知底层价值观的质性研究法(如:焦点团体法),以分别找出造成专家与民众风险看法不一的心理与情境因素。本研究也建议学者将人际互动、社会情境反应等因素纳入,确实了解民众的风险伤害判断,然后才能与之对话,建立风险认知与信任,进而促成健康倡导计划的成功。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项目而引起的社会稳定风险正不断升级,给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众对于邻避项目的风险认知与其行为选择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以核电站为例,聚焦公众风险认知,探讨其对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作用,并从影响因素入手,提出调控与建立积极风险认知的策略。     

社会共治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研究

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以双向沟通机制、风险素养培养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为核心,形成了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但在核泄漏事故中仍呈现出交流手段陈旧,交流方案滞后,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差等问题。我国应在总结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以“社会共治”理念为引导,通过明确风险交流主体的定位,搭建多样化信息沟通平台,建立风险交流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交流的国际合作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建立。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