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应激体验与幼儿教师工作倦怠关系的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广东省某地级市208名幼儿教师进行研究,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应激体验与幼儿教师工作倦怠的关系。结果发现：幼儿教师的“情绪衰竭”显著高Maslach模而“个人成就感”显著低于Maslach常模;核心自我评价总分与工作倦怠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总分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对工作倦怠有显著的预测功能,其预测功能部分是经由应激体验的中介效应实现的。     

高校教师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该研究以全国15所普通高校的1656位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高校教师的组织承诺、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组织承诺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工作倦怠总分及其各因子与工作满意度均存在显著负相关;第二,组织承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总分及其中的组织去人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情绪枯竭三个因子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第三,工作倦怠在组织承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国有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其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为揭示国企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及其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本文采用工作倦怠问卷、工作-家庭冲突问卷对某集团648名国企员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男性员工家庭侵扰工作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员工;国企员工的家庭侵扰工作,在性别和职务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相关,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对工作倦怠的影响后,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倦怠的具体表现做出了有效预测。实施员工援助计划,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预防工作倦怠的发生。     

在职培训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基于工作转换和就业质量变化的考察

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从工作转换发生、工作转换类型、工作转换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4个维度对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职培训能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类型和人群差异性,表现为对女性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及对跨区域和跨职业流动有显著抑制。在流动频次上,培训的作用不明显,且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难以通过流动而实现就业质量的改善。     

农民工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为了提升农民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降低农民工的离职倾向,以乌鲁木齐和昌吉部分企业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在研究中,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工作时间、薪酬水平、人际氛围、学习发展和上级关怀5个方面对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学习发展和人际氛围对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上级关怀,然后是薪酬水平,而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工作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为了不断提升农民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企业管理者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给予农民工足够的尊重、关心和支持等。     

管理视角下河南高校女教师工作倦怠的调查与分析

工作倦怠已成为全球性的常见现象。从管理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以高校女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工作倦怠的组织变量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高校女教师工作倦怠的总体程度不高;工作倦怠与工作应激呈显著性正相关;工作倦怠与组织承诺各维度、组织公平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产业智能化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及提升路径

基于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一现实背景,利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创业、创新和互联网使用三个维度探索就业质量提升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替代效应”和“智能化效应”,其中“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致使产业智能化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阻碍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代和外地农民工、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从事常规性特征工作的农民工、处于东部以及劳动力保护较弱地区的农民工,其就业质量受产业智能化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提出促进创业、培养创新意识和提升互联网使用技能可以推进农民工把握新就业形态,从而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抑制作用、助力高质量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一线服务员工工作倦怠的前因与结果

以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和Maslach等人的工作倦怠测量方法为理论基础,探索一线服务员工工作倦怠的原因和结果.研究表明:婚姻状况是工作倦怠的有效预测指标;工作需求因素中的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工作-家庭界面的冲突和工作资源因素中的组织公平感都对工作倦怠产生显著影响,是预测力较强的前因变量;特别地,工作-家庭界面的冲突要比普通的角色冲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在结果变量方面,工作倦怠又成为情感承诺和离职意愿的预测指标.     

工作与组织特征对工作倦怠影响研究

工作倦怠是个体由于长期面临情感和人际方面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认知情感反应。工作负荷过重、缺乏工作资源、控制感降低等工作因素,以及组织奖惩体系不合理、缺乏组织公平和新型组织结构问题等组织特征都是影响工作倦怠产生的重要原因。近些年关于工作倦怠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例如认知因素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工作倦怠研究等。     

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

为了探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关系,采用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和教师工作倦怠问卷,对253名幼儿教师进行调查,主要发现：(1)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水平较高,工作倦怠水平较低;(2)工作满意度：性别、学历差异不显著;已婚显著高于未婚;私立幼儿园的外部满意度显著高于公立;教龄4-6年和10年以上的幼儿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显著高于教龄1-3年的幼儿教师;工作倦怠：园所性质不显著;男性的工作倦怠总分和疏离维度显著高于女性;未婚的工作倦怠总分和无效感维度显著高于已婚;学历本科、大专的无效感和工作倦怠总分显著高于学历中专或高中;教龄10年以上的无效感显著低于教龄1-3年;(3)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有显著负向预测。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调查研究

开展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工作生活质量问题研究,为政府推动企业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现管理制度创新,破解农民工生存发展中的各种难题,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现状,并提出了一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论和谐社会视阈下农民工的闲暇教育

农民工闲暇生活的质量问题是关乎农民工利益的民生问题。当前农民工闲暇生活质量不高,闲暇时间少,没有幸福感,满意度差这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因此,应对农民工进行闲暇教育,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在对农民工闲暇教育的目标定位上,总体上应以"谋生型"教育为主,"乐生型"教育为辅,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整合管理、教育和服务的功能,提高农民工闲暇生活质量。     

安徽省农民工培训问题研究

农民工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技能水平不高等特点,这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农民工就业。安徽省逐渐加大了对农民工培训方面的投入,但通过实际调研和政策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安徽省农民工培训方面还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及针对性不强,培训效果不明显,培训机构操作不规范,接受培训率不高,政府管理部门缺乏统一协调等问题。针对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农民工四方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制度、管理和政策建议,通过建立良好的培训工作机制,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就业准入制度,整合培训资源,加强监督和反馈等措施来提高农民工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中国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

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建设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常被描述成为不幸福的人.他们的幸福感知受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知?本文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工作过程中的工资收入与相待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企业管理者对农民工的尊重影响了收入与农民工幸福的关系:领导不尊重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员工幸福没有显著影响;在领导比较尊重员工时,农民工才可能因为更高一些的收入而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此外,农民工的幸福水平更高时,他们的工作绩效更高,离职倾向则更低.因此,企业管理农民工时应该注重培训基层管理人员充分尊重下属,这样才能够激发员工的幸福感,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关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状况

农民工因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生活困难和压力,其中,语言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融城”的主要因素之一,严重制约了他们的交际范围、工作渠道、工作环境以及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给他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因此,政府和用工单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善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相关问题。     

生区学院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的素质

农民工是城镇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须依赖的主力军,他们是促进我国永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又是一弱势族群。在城市化、工业化中农民工已发挥、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发展与未采与多达2亿的农民工群体及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基于劳动者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诉求,重视、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素质是社区教育重点和社区学院的重要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