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舆论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人们在网络平台有了更加自由的舆论机会。网络舆论给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在分析网络舆论负面影响现状的基础上,探究网络舆论负面影响形成的机理,提出了扩大正面舆论影响力量、奠定良好舆论的客观环境,掌握网络话语能力、形成与网民的有效沟通,增强公开公正的力量、消解形成负面影响的"现实基础",增强宣传引导能力、有效形成舆论共识,提高依法治网能力、缩小负面影响的"时空平台"等应对策略。     

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浅析网络舆论的自由与管理

随着互联网事业的发展,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的言论形式、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平台日渐兴起。人们可以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地在网络媒介上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网络舆论也正在以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形式对中国现有的各种社会问题形成强烈的冲击。网络以开放性、隐匿性等特性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但同时也带来了滥用自由、歪曲自由的问题,因此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管理成为重要课题。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     

习近平网络社会治理思想的三个维度

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传统的威权管理模式产生了空前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并将其应用于互联网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网络社会治理新思想:一是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的历史高度,提出了"网络地球村"与"国家治理新疆域"的网络空间观,这对我们重新认识现实空间秩序和人类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从国家主权以及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网络安全观,这是对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与国家战略理论的重大发展;三是创造性地提出走网络群众路线、发扬网络民主、接受网络监督、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的网络人民民主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创新。     

试析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培育

网络舆论引导是现代社会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培育网络舆论引导主体是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实效性的客观要求。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培育应从完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公信力、建立健全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落实网络舆论引导执行主体社会责任、开展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育人格独立的理性公民五个方面展开。     

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及科学引导理路

网络空间是承载社会舆论的新兴载体,网络舆论有着内在的生成逻辑,既离不开公众主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和切身利益,也离不开媒介主体的报道加工、信息呈现和传播方式;既离不开国内社会矛盾、国际斗争形势和信息选择趋向的时代背景,也离不开自媒体、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条件;既离不开社会事件背后的现实本质,也离不开网络舆论引导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实现科学的网络舆论引导必须把控主体性、紧扣时代性、立足现实性,促进主体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内在统一。     

基层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相关应用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基层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工作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舆情中被弱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和平演变的方式更为隐蔽,个别性突发事件通过网络平台演变为意识形态方面论争,网络舆情的管控难度加大等。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基层网络意识形态中的引领地位存在弱化现象,网络舆情中社会力量协同治理有待加强。因此,基层政府应根据网络舆情中的新变化采用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即通过强化政治立场、整合相关职能机构、提升舆情引导质量、深化法律法规的建设、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及合理引入社会力量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更为全面、深入的综合性治理。     

网络舆论发展过程及其治理

过于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往往使政府疲于应对,且容易误导政策制定主体作出"一刀切"的决策。因此,无论网络舆论的导向正确与否,都应加强对其治理。文章通过模拟网络舆论的"喷泉"过程,提出网络舆论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消退期四个阶段应采用正本、清浊、分流、防护四种不同治理方式,以期减少网络舆论危害,引导网络舆论朝着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向发展。     

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

互联网已成为主流媒体之一,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当前网络舆论环境亦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此,对如何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做了调研分析,认为:引导和优化网络舆论环境,需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环境,增强网民法制观念;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提高网民道德素质,促进网络服务商加强行业自律;政府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利用“意见领袖”引导舆论,促进官民之间的理解与互动;健全网络技术,保障网络安全,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当代价值

布哈林在1925年发表的《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耗费和政权蜕化的危险是取得领导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为取得领导权提供了可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尚未成熟,这是取得领导权的现实要求。布哈林的文化领导权是指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能力、影响力和潜在力量。他提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方法,一是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同路人”,二是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三是坚持党的一般领导和开展广泛的竞赛。从中得出三点启示：第一,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第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和包容性;第三,加强宣传干部队伍建设。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更快回应人民的反腐败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新时代自我革命强党的逻辑、原则与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设史是一部在自我革命中走向强大的历史过程。自我革命与党领导下的长期社会革命实践紧密相连,是管党治党进而走向强党的重要法宝。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目标性与整体性相统一、质量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导向。新时代深化自我革命强党实践,要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为核心,确保自我革命工作的有序推进;以加强党性修养培育为重点,不断强化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的自觉性;以人民群众的监督反馈为动力,坚持自我革命的正确价值指向;以完善健全的制度体系为保障,构建自我革命常态化运行的维护机制。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践和思考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开展领导的具体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高校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本质是在高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同时,对校长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给予支持。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持续推进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强化,使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得以不断优化,推动工作机制健全完善,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教育强国谱写新篇章。      

解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探索执政规律、总结执政经验的需要,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执政体制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执政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需要,必须实现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统一,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统一,努力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必须坚决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使党的主张依法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试论和谐社会中的党风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廉政教育,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社会舆论氛围,注重制度和机制创新。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农村党组织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进行领导、引领、组织、号召和整合的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号召力的重要来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弱化、组织功能淡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应以强化政治领导力为统领,加强自我管理,致力于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