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税与增值税改进探讨——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循环经济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需要落实到企业层面,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税收调控对区域经济的调节主要表现在区域支持与产业优惠上。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域税收政策的“先行先试”权利,必须要结合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禀赋,在关键税种上加以改进才能诱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区域物流网络模型研究

选取“一带一路”重点涉及的五大区域18个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测量区域物流引力大小及地区引力总量,构建区域物流网络模型。在明确现有模型的特点和“一带一路”对物流网络目标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区域物流发展水平和区域间差异情况,给出优化方案及优化后的物流网络模型,指出中国区域物流网络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化建议,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理论和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及成果。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大批企业走出去并开始谋划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然而,沿线国家的制度、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可能造成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方式和战略布局进行规划和指引。基于企业投资意愿的视角,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2012—2016年商务部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中我国企业发布的对外投资项目信息进行分析,对项目分布的国别偏好和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发现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存在多方面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给出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英国产业内贸易研究

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该倡议符合沿线国家发展要求,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和支持。英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行列,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以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联系SITC三分位商品贸易有关的数据,并结合GL指数、MIIT指数测度2007—2016年中国和英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结果表明:中英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两个国家的贸易中占有着比较重要的位置,其中制成品十分突出,尤其是SITC5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比较高,然而SITC0~4类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比之下却比较低,STIC8类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比SITC5~7以及SITC9类产品低。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扩大中英产业内贸易给出相关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与城市关联分析

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三角经济区各城市区经济之间的联系程度及变化情况,探究广州和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在整个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扮演的角色,选取珠三角九大城市2000～2016年相关经济数据,一方面从GDP、劳动和资本3个方面运用KLD散度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另一方面结合引力模型和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等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内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程度呈现两阶段发展特征,在2013年之前呈逐渐加强趋势,但随后不断减弱;劳动和资本一体化程度整体上远高于GDP一体化程度,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程度影响较大;广州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明显,深圳经济发展的独立性较强,两大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内部其他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待加强。广州要继续发挥服务和教育产业优势,积极寻求与其经济合作潜力较大的城市探索互利共赢的交流模式;深圳应积极探寻与其他地区供求互补产业之间的合作可能性;调动具有较高经济合作潜力但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或任何经济发展联系的城市组合,探索适合彼此经济发展的合作途径;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珠三角资源配置范围,积极探索与香港、澳门合作机会,实现湾区内产业互动发展。     

城市群的发展与政府协调机制——以长三角和小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我国城市群发展仍处于形成初期,在这个阶段,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的协调对该城市群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与小珠三角城市群已初步形成各自的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已建立省际高层座谈会以及专题合作制度,而小珠三角由广东省省政府统一协调,而且很早就重视区域规划协调。总结两个区域的政府协调工作,对构建我国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可得出如下启示:重视行政区划的影响;制定城市群规划;不同城市应有正确的战略定位;务实。     

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与空间格局演化研究——以广东省21个地市为例

文章针对现有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重新构建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定量评价2010—2016年广东21个地市旅游竞争力，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分析其差异性特征，利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讨其空间演化特征。结果表明：广东省内区域旅游竞争力水平差异明显，主要表现为珠三角城市的旅游竞争力水平普遍较高，其他地市大多较低；各地市旅游竞争力整体上有明显的自相关性，呈现较强的集聚效应，但该效应有下降趋势；各地市旅游竞争力已形成较稳定的空间格局，即中间突出、四周凹陷；各地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在空间上的局部自相关性不显著；热—冷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由珠三角城市逐渐向四周推移的圈级特征，形成了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热点区的核心—边缘结构。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需在继续保持珠三角地区旅游竞争力优势的同时增强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大政府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区域（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等建议。文章可为其他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及空间格局演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为促进区域旅游和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珠三角宏观税负和产业集聚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1990～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宏观税负、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税负水平的相关系数为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的相关系数为正,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珠三角地区各市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存有显著的影响;珠三角各市的宏观税负水平均对产业集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适当减少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并对具有潜力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