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个人”及其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自己的学说归结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扮演了“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双重角色。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现实的人的自我发展和解放的过程;现实的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野中的“现实的个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小束手稿的文本学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后期的创作中使用了“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这一概念直接牵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历史是围绕“人”而展开的;亦有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实践出发,并由此超越了人本主义.从文本的原初语境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重申,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导引.“现实的个人”的提出并非聚焦于“人”本身,而是直接指向新世界观的“方法”问题.     

论马克思的个人观

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考察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现实的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必然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等发展状态。通过对“现实的个人”这几种不同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的梳理，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个人观。马克思的个人观对于探讨和思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透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逻辑阐释

人的解放不仅是一种思想运动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社会运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是每一个时代都关注的理论焦点和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生成的方式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状况。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设定，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对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参与和渗透，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自然共同体阶段“现实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与从属，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共同体内部“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与分裂，进而对未来真正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实现真正的统一进行设想构建，以此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劳动的历史审视与马克思人本质的重塑

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以劳动活动为基点开辟了解析人本质的新视界。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人本学中“现实个人”的概念，并吸收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通过“劳动”将自我意识普遍化的辩证逻辑，建立起具有劳动生成性质的”现实个人“。劳动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逻辑起点，然而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扭曲了人的本质，使得人失去其本身。因此，想要复归具有全面自由的“现实的个人”,就必须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修复。个体获得”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过程，就是人获得其类本质的过程。     

论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

马克思是从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研究个人的,改变了以往西方哲学家对人抽象认识的范式,使之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不忽视人的自然性,但更注重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主动性,兼有“经济人”、“道德人”、“环境人”和“全面人”的特点。     

“利己主义者”的自由为何是虚幻的？——论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观的批判与超越

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抽象的“人”的批判和对现实个体的关注,无形中促进了马克思告别人本主义哲学,深入反思自由的主体,即现实的个人是怎样的。马克思发现,施蒂纳眼中现实的个人——利己主义的“唯一者”依然是具有抽象本质的、脱离现实条件的“人”,其设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唯物史观的发现让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个人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并在其中结成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构建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论马克思个性思想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的个性思想的发展过程,围绕“个性自由及其实现”问题展开,经历了五个发展环节：‘‘理性指引”——“意志自由”——“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其思维进路为“理性本质、自然本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个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现实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     

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实践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起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传统认识论没能解决的两大难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入生活世界的实践维度，对之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自然界不是抽象的、与人割裂的自在自然，而是现实的、与人结合的人化自然，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社会意识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统一的。由此可见，“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实践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起点。     

自我意识·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源于其存在论根基。以“现实的个人”为存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当代性。而“现实的个人”的形成则经历了“自我意识”、“对象化的人”、“现实的个人”三个阶段。与此同时，表征哲学存在论之现实性的“活动”也相应地经历了“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对象性的活动”、“生产实践活动”三个过程。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形成的隐密的中心。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界定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本质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基于个人意志,为了个人目的和个人利益而非法支配公款。这里的“个人”是指作为挪用人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而不是指实际使用公款的人。实际使用公款的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因职务内容的不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情形也不同。在一定条件下,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也会附着在单位行为身上伴随单位行为而发生,但不能因此认为单位行为也会构成挪用公款罪。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聚焦与透析:“校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校漂族"指的是大学生毕业后仍居住在学校或学校周围,依靠学校资源生存的一类特殊群体。"校漂族"在融入社会时存在心理适应、经济适应、人际适应等问题,所以应多渠道应对"校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包括政府出台政策宏观引导,学校应实行规范化管理,个人实现自我调节等。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可大致分为群体怨望、个体怨望两类。前者指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不满,后者指个人的愤恨,动作施予者及对象明确与否,或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因"怨望"常被视作谋反的前兆,故根据行为动机,个体怨望可进一步析为"怨望而谋反"、"怨望而诽谤"两类。考虑到"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对于所谓"怨望者"的心怀不满应予以仔细考辨。此外,"怨恨"可表达与"怨望"相同的意思,亦值得注意。     

论裕固族个体身份的基本构成

每一个族群都有一套区别于其他族群的个体身份认定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族群内的个体从降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并在随后的社会实践中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身份。这种个体身份认定制度是同一族群关于自身和世界认知结果的表述,同时也是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通过分析裕固族个体身份的基本构成,我们获得的不仅是这一民族对自我和世界认知的结果,而且从根本上回答了关于这一族群“他们是谁”、“他们从何而来”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韦伯以学术为志业的思考——基于学术人的使命与规约的视角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将学术的作用归结为帮助人类实现理性化的生活、构成个体生命意义的精神资借,以及最终帮助人们达至清明无蔽的境界。同时,韦伯建议想要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成就的人,必须坚持学术“天职”观念,奉行立场中立与价值多元的原则。韦伯的思考既彰显了学术研究对于学者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也为当前有志于学术和以教职为业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财富。     

共同体视域中的个人及其与共同体的关系

通过文献的梳理,分析共同体视域下的个人及其与共同体关系。分析认为,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个人,有其特殊的价值存在性与目的性;要想从孤独的个体演变成共同体中的人,需要具备一系列特质,如身份的认同、成员资格的获取、拥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只有具有以上特征或经历相关过程,其对于至善觅寻的终极价值诉求才有可能实现。     

心灵在神圣的远古之乡流淌——试论吕德安诗歌的美学意蕴

吕德安的诗歌有着＂简单＂与＂纯净＂的品格,显现出单纯而自然的乡村谣曲气息。在口语语态和纯净心态合一的直接呈现里,体现出个体灵魂的澄明和对平和温蔼优美人性的抒写。他的创作回避了沉重的话题和丑恶的事物,以对世界的善良与诗意的感觉方式,超越着庸俗与病态,在古朴的乡土和本真的世俗中寄寓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是一个渴望借助诗歌的翅膀实现飞离现实之丑的诗人。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