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探讨

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后归个人、归私有企业或以个人名义归其他单位、或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归其他单位,谋取个人利益的,只要符合"公款私用"这个本质特征,就是"归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具体使用方式不应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必备构成要件."超过三个月未还"规定得模糊不清,导致司法实践及理论上理解的不同,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原则相违,所以"未还"二字应去掉,使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更趋严谨、科学、明确.     

担保行为中的挪用公款犯罪问题评析

挪用公款罪是多发性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且犯罪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擅自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争议较大,常导致处理结果上的重大差异,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重性.     

挪用公款罪客观认定评述

挪用公款后的具体用途体现了"公款私用"的程度,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素.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应当从货币的职能出发,凡是对货币五种职能进行利用的行为,都是使用货币."挪而不用"分为纯粹的"挪而不用"和不纯粹的"挪而不用",前者是指挪用时没有特定使用目的的挪用,其实质是贪污,后者指以特定目的进行的挪用,但尚未将公款用于该特定用途的行为,该情况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     

关于挪用公款罪中“挪而未用”问题的思考

挪用公款罪是常见多发的一项职务犯罪，在刑法理论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也较多。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为视角，探讨了“挪而未用”的定性问题及其产生争议的缘由，“挪而未用”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建议挪用公款罪应当取消“归个人使用”这一必备条件的规定，废止将公款的具体用途作为选择要件加以规定的作法，以求“挪而未用”的定性问题、挪用公款实行行为的实施终了等争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及相关几种“挪用”行为性质的认定——兼与熊选国博士商榷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首先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和“公款”的占有和使用权,其次才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款”应当限于“具有直接支付功能的公共财产”。“挪用”有价证券、定期存单和作为结算依据的金融凭证等均不属于挪用公款。“国库券被司法解释拟制为公款”的观点值得商榷。“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的观点,与“从实质上把握‘公款’的内涵”的观点不宜推广。有必要厘清挪用公款犯罪客体的内在属性,理顺立法、司法思路,考虑在立法上单设“挪用公物罪”、“挪用有价证券罪”和“滥用金融凭证罪”。     

试论挪用公款罪

我国刑法原没有规定挪用公款罪,只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对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讯、优抚、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规定为犯罪。而对挪用公款归个人的,处于当时刑事立法的实际情况,刑法没有作专条规定。但是,近些年来,挪用公款归个人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其挪用数额也越来越大,有的是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挪用公司资金面临何种刑罚

读者问:我朋友为了帮她丈夫还赌债,在2个多月时间里,分几次挪用了公司的10多万元资金。公司发现后,最初领导让她赶快将钱补上,但她和丈夫没能及时筹到钱,后来单位报案,她被抓了。请问,挪用资金10多万元大概会判多少年?如果现在能筹到钱还给公司,还能获得轻判么?律师解答:如果你朋友所在的公司是非国有公司,则你朋友的行为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你朋友所在的公司是国有公司,则她的行为涉嫌构成挪用公款罪。按法律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     

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行贿人与受贿人、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自然人与单位等。根据行为人的身份、编制来确定刑事责任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重要特征。仅仅因为身份上的差异,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商业活动中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况下,要比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受到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在商业贿赂犯罪中,不仅刑法对自然人比对单位规定了严厉得多的刑罚和低得多的构成条件,而且对非国有单位未规定非国有单位受贿罪,这极不利于惩治单位参与的大量商业贿赂犯罪。     

论挪用公款罪在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难题

刑法第382条第2款在性质上属于法定拟制。一般主体与有特殊身份的人相互勾结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本质在于公款私用。应该以构成要件作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依据。     

论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疑难问题

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涉及到挪用公款的数额和挪用时间，而不同的使用目的对数额和时间的要求不同，多次挪用或一次挪用都会出现对所挪公款用于不同的活动的情况，从而导致定罪和量型的复杂性。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可大致分为群体怨望、个体怨望两类。前者指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不满,后者指个人的愤恨,动作施予者及对象明确与否,或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因"怨望"常被视作谋反的前兆,故根据行为动机,个体怨望可进一步析为"怨望而谋反"、"怨望而诽谤"两类。考虑到"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对于所谓"怨望者"的心怀不满应予以仔细考辨。此外,"怨恨"可表达与"怨望"相同的意思,亦值得注意。     

英语人名普通化及其与限定词的同现

人名通常独指一个特定的人,不用任何冠词.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人名也可能普通化,指一个以上的人,或一个特定的人的一个以上的方面.普通化的人名前可用冠词以及其他限定词,其用法符合冠词的最基本的用法与其他限定词的用法.     

论儿童、家庭和国家之关系

儿童,首先是独立的人,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是家庭、社会中的平等成员,其次才是父母的孩子.对儿童而言,父母、家庭、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最重要任务是为儿童提供能使其成长为具有自决自治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各方主体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应以优先保护儿童利益为原则,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不损害儿童权益为底线.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最普遍的成功经验.在近现代社会,父母权利的基础和依据就是他们是最适合照顾自己孩子之人;或者可以说,父母是一种“公益岗位”,赋予资格就是为了抚养教育子女成年.国家立法不仅确认父母、家庭承担抚养教育儿童的责任,而且监督父母履行义务.儿童享有获得政府保护、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权利.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为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保障儿童权益之明显不足,我国立法应当细化监护人的选任和改定,完善监护制度;增设儿童抚养费给付垫付制;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使所有儿童均享有适当抚养和教育,优先照护;建立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开放保护儿童利益的公益诉讼.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类型化及其效力——兼论我国现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完善

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本质上是民法理性主义和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实证贯彻,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类型化则是实现自然人的人格自由的法律保障。类型化的行为能力制度的直接目的是确定各类行为能力人的行为在法律上的不同效果,其根本目的则旨在保障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并兼顾交易安全。其中,类型化的基础是自然人的意思能力,类型化的标准则是以年龄标准为主线,同时辅之以精神健康标准,类型化的具体种类包括以德国法为代表的三级制与以日本法为代表的两级制。三级制与两级制模式的区别主要集中于关于无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取舍和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的效力规定上。其中,三级制模式关于无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规定存在重大改进之必要,而两级制模式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的效力规定也存在理论逻辑上的混乱。我国现行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类型化制度的具体构造和各类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效力规定方面,都存在诸多的完善空间。     

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突发事件的影响力研究——以温州动车组事故为例

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在网络中尤其是在非常规性突发事件中的言论,对大多数网民和舆论走向都会产生影响。2011年温州动车组追尾脱轨事故发生后,知名网络意见领袖对事件原因及搜救方式纷纷发表评论并引起网民的热议。以温州动车组事故为例,运用电子调查问卷、个人访谈等调研方法,对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网民的影响力展开了调查。结果表明:网络意见领袖的草根性、隐蔽性及主动性等特征在信息海量的网络环境中形成了新型的民意表达渠道,但是也形成了网络舆论的压力与一定程度的谣言。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辨正——兼及《诗经》主旨阐释的方法问题

《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四类观点。综合考察此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可得出三点结论：一、陈国的巫风习俗是包括《宛丘》在内的《陈风》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二、诗中的“子”指游荡于宛丘的善歌舞者,“荡”、“望”蕴含着诗人对“子”的道德评价。三、此诗通过描写一位痴迷歌舞者终日游荡于宛丘的情景,反映了陈国歌舞繁盛的巫凤习俗,隐含着诗人对陈国歌舞无度现象的批判。     

俄罗斯法上公共机构的财产责任问题

俄罗斯法不承认公法人与私法人、国家公产与国家私产的区分,坚持民法对国有财产问题的一元化调整模式,建立并实践了一种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债务人）优先保护原则＂相反的公共机构债务追索模式,即债权人利益优先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保障了公共机构与私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平等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给国家预算带来较大的压力。     

企业生命周期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律动——以海尔企业为例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析海尔集团的独特管理经验。海尔集团30年发展历程体现从“品牌创立”到“人单合一”,再到“小微创新单元”的清晰过程,这种企业发展时序是企业自主创新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的综合性产物。未来中国企业只有积极应对网络化时代与顾客至上时代、企业转型时代与“能本管理”时代、国际化时代与技术创新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在“经济新常态”中保持活力,延长企业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