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戏剧中蒙古语词的文化解析

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是元代多元文化背景的重要印记。蒙汉语言的互相渗透与影响是元代社会语言的重要特征。元杂剧中出现的蒙古语词汇共有一百多个,通过分类分析这些蒙古语词可以发现：元杂剧中的蒙古语作为一种外来语,具有其鲜明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征,一方面反映了蒙古游牧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语言词汇体系的差异。     

浅议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语言活动的大环境,各种文化因素都必然体现在语言文字之中．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构成了翻译的主要障碍。语词是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本文从语境出发,分析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文化语境,并探讨了语词翻译的基本原则。     

从“整体式”视角对《哲学研究》第43节的四个疑问进行解答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在于使用”论点的确在《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并不是说这种重要性在该书每一节都有所体现。在该书前137节中维特根斯坦对语词意义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语词的“使用”和“实指解释”,第43节因为提及了上述论点,因此显得重要。在§43b中理解“实指”概念必须以正确区分“实指定义”“实指解释”和“实指描述”三个概念为基础,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实指解释”是在假定了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具备了完整语言能力的情况下,才认为某个名词意义可以通过“实指”动作将语词“意义”和它的“承受者”联系起来以得到解释。“整体式”阅读主要关注后期维特根斯坦“描述”视角和“评论式”风格。基于“整体式”视角,在§43a有关“意义在于使用”的观念中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在提供某种意义理论,他只是在对语词意义作描述而不是下定义。语词“意义”和其“用法”不仅不同,而且不能互换,这个“使用”概念只是对所有有关语言游戏事例的概括,只有在语词具体使用语境中才能理解语词意义。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是在谈论语词语言学意义而非形而上学意义。     

汉、英语避免“存在物存在”的机制研究

汉、英语“方位成分+存在谓词+存在主体”的语言形式表示“某地方存在某人或某物”的意义.人们用不同的句式和语词来表达“存在性”或“存在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这一语词根本不同于“存在者”、“存在物”,“存在”是一阶语言的谓词,用来断言一个一阶语言的主词是属于外延语词还是内涵语词.因此,“存在物存在”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语言的阶.     

汉英数字4的文化内涵对比及翻译

语言和文化密切联系并且互相作用.语言中的数字作为计数的重要因素难免受到文化的影响,这意味着相同的数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而数字“4”也不例外.数字“4”在古汉语中的文化内涵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消逝,同时由于其发音同“死”相近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英语文化中则出现了更多与数字“four”相关的固定词组.本文尝试对比英汉文化中数字“4”的文化内涵并提出四种翻译含有该数字的固定词组的方法.     

从英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习语的词义演变

习语是从口语和经典著作中提炼出来的语言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语言中的瑰宝.英语习语是英语的精华,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其折射出了英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从而渗透出浓郁的西方文化气息.根据习语的来源、习语的特点,论述习语词义的演变过程,对于我们学习掌握英语,并以此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人称代词“咱”的语用含意

“咱”是一个北方口语化的称谓词，属于俗语范畴，从语用功能来看，它可以附着一些特殊的感情色彩，既能表达亲密喜爱的情感，也能表达倨傲不满的情绪，语词意义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在一定的交际目的和言语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下，言语行为者可以依托人称代词“咱”含有的地域、社会文化背景，巧妙地运用话语策略来拓展其语义空间，在不同的语境、语气中，“咱”的指称义均可以形成不同的指称信息，会话含意也各不相同，由此延伸了静态词义所规定的范围，产生了丰富的语用含意。     

论英美文化和汉文化的“诧异”现象及外语教学

在汉英语言的交际中，往往会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谈话双方互相难以理解，从而影响了中西方人们的交往。本文分析了英美文化和汉文化的背景知识不同的原因。并探讨了在外语教学中，中国的英语教师应如何在讲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传授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以期更好地帮助人们克服不同文化的“诧异”现象，增强中西方人们的语言交流。     

语词意义的稳定化倾向与思想传播中的教条主义问题

对一种理论思想的教条化 ,反映在语言中 ,就是对语词意义内部诸矛盾的平衡和相持加以绝对化。要使语词意义的稳定化倾向既能反映概念的本质、防止教条主义的运用 ,又能确保交流的无碍进行 ,根本基准是将“理解意义”与“语词意义”结合起来 ,在实践发展中深化概念本身对认识对象的反映。     

汉语文化修辞学论略(下)

四、与汉文化紧密联系的汉语修辞特点关于与汉文化密切联系的汉语修辞特点，可以从“语词”、“语词组织”、“辞格手段”和“言语表达”四个方面来看。前三个方面基本属于修辞材料和形式的审视，最后一个方面主要属于修辞内容的考察。汉语历史悠久，语词之丰富，用“浩瀚”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之中跟汉文化联系较紧而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有这样两点：（1）存在着许多富有浓郁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词在汉语里，表示动物的语词如“龙”、“凤”、“牛”、“马”、“鸳鸯”、“喜鹊”，表示植物的语词如“松”、“竹”、“梅”、“菊花”、“兰花…     

“桑”的语言文化意蕴阐释

在人类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在生活、劳动中认识了身边的植物,并透过植物的自然属性,赋予其社会与文化意义。"桑"是中国早期农业社会中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源,其所指喻的社会、文化意义颇为丰富。与"桑"相关的词语从生命意蕴、女性意蕴到家宅文化意蕴,其文化内涵呈现为不断扩展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体现了古代词语意义生动、活跃的状态和其拓展、变化的规律。词语意义的变化是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有力证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在语词的使用中得到印证。     

语词的意义漂移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语词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每一个语词都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这构成了人际交流的基础。然而,语词的意义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漂移。语词的意义漂移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反映和折射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变化。研究语词的意义漂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变迁,更好地实现人际交流。     

漫谈文化是交际准确得体的必要知识

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互为相关的统一体,一直是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的谈论对象。学习外国语要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了解该语言的民族文化背景、隐含的民族文化语义,从而在交际中准确、得体地运用所学的语言。一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指出“文化也是交流”。根据这观点,文化是人类个体之间的纽带,是人与人互相打交道的手段。“人们相处中遇     

“第二个结合”的互相成就意蕴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积极的、生产性的重大实践,其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主要表现在“结合”使“外来的”成为“中国的”,成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使“传统的”成为“现代的”,成就了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成就了世界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互相成就”的角度研究和阐释“第二个结合”,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异语”

张寿康先生在一篇题为《谈“异语”修辞方式及其他》(载《修辞学习》1982年第二期)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修辞方式——“异语”。他在举了“青海的‘柴达木’本来就是蒙语‘盐泽’的意思”一例之后,给“异语”下了如下的定义: 这种利用非汉语普通话语词(包括外语语词,兄弟民族语和汉语方言、行业语的语词)来显示语词的意义,引用原词义或运用双关语义来达到增加文章     

“层次”概念的混乱与对策

本文（1）认为“层次”语词在自然语言符号系统中和自然辩证法学科领域分别表达的是“属”和“种”的概念,属、种概念用同一个语词表达导致了概念的混乱;（2）提出能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质级”语词,并建议用“质级”语词取代并表达自然辩证法学科领域的“层次”语词及其所表达的概念。      

论汉语对人与历史的建构(下)

三、人与文化的建构(一)前文所描述的这一语言太极图是世界上诸多语言类型的共同运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笔者借用了索绪尔的两个著名概念:能指与所指,但用法与原始概念不同,索绪尔把“读音———书写符号”作为语词的能指,把语词的“概念”、“意义”作为所指,能指与所指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语词符号。笔者将这两个概念大而化之,把某一种语言类型(譬如汉语)的语言规则,即存在于此语言类型中的普遍的形式规律———语音与语言符号层面的二元对立规律看作“能指”。笔者认为这是纯粹的真正的“语言”,或可称之为“元语言”———第一级二元对立…     

释“羹”——兼谈对立词项的义素分析与词义解说

词语的语义解释不仅是静态的语言(langue)分析,而且也应具有言语(parole)的实际考察。无论是语言的分析还是言语的考察,又都须建立在一定的系统结构之基础上,并且置之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或文化背景)之中。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特定时代的言语实际出发,从语言系统的语词对立项入手,分析考察“羹”的词义构成成分,从而归纳得出了“羹”的本源性意义。     

略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文化背景是由鸦片战争前的封建传统文化单一模式逐步转向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模式 ,然后转向当代多元共生的模式。这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选材和翻译标准的影响 ,认为在其影响下翻译选材经历了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文学等所有领域逐步扩大的过程 ,翻译标准经历了由“信、达、雅” ,向“宁信勿顺”、“化境” ,而至“一定制约性 ,一定自由度”的过程 ,指出文化背景对翻译有着巨大的制约和推进作用 ,新的翻译标准应该包括“顺应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点。     

论刘国芳微型小说的临川文化意蕴与特征

古典意义上的临川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典型的南方农耕文化型。”刘国芳作为临川区域的本土作家,与临川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依托临川文化背景,深味临川文化意蕴,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以特有的小说叙述模式表现出一种“诗化语”的特点与平和冲淡的行文风格；他的作品始终折射出一种临川区域文化背景意识,表现出一种儒雅、进取和包容的临川区域文化的精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