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视域下唐代长安的三教关系

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保持着密切联系,长安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敦煌文书和史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儒士、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佛教、道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寺院宫观和僧人道士急剧减少,僧道教理教义水平的降低和清规戒律的废弛。外部原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当局佛、道教政策的变迁,社会的黑暗和兵匪的破坏,其他宗教和会门的竞争。内部原因为僧道出身成分和出家动机的变迁。对此,当时佛、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力图重振佛、道教,但是,佛、道教衰微的局面终未扭转。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龙角仙都:一个唐代宗教圣地的塑造与转型

由于在李唐开国战争中出现过太上老君五次化现的神话,晋南浮山县的羊角山被塑造为一个具有"革命圣地"色彩的宗教圣地,从此与王朝正当性乃至国运兴衰紧密相关。浮山县因此被改称为神山县,羊角山被改称为龙角山,老君庙也被改称为庆唐观。唐玄宗不仅御制御书了《纪圣铭》,而且派中使与京城高道前往那里参加为国祈福的金箓斋。庆唐观供奉着从高祖到玄宗六位皇帝的图像,兼具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后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失去了与王朝正当性的关联,但与晋南地域社会的关系却更加紧密。庆唐观的命运既反映了中古时期政治权力对宗教的塑造能力,也提供了一个失去最高权力庇护的道教宫观如何融入地域社会、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成功个案。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当代道教宫观经济的转型

文章是对于华东某大都市(A市)的青年宫观道士--即经由该市道教协会所属道教学院训练出身、目前供职于道协下属宫观的道士--的主要经济活动模式的人类学研究报告.以一种认知、学习的视角,探讨了青年宫观道士如何在A市的整个道教经济变迁的过程中,通过对道教经济体中其他重要参照群体如"领导"、"散居道士"、"香头"之经济模式的试误学习,逐步地认清自己的生存空间(niche),从而形成他们目前融"公共供给经济"、"市场经济"、"礼物经济"和"贡赋经济"四种不同的交易逻辑及伦理道德为一体的特殊经济活动模式.     

当代台湾政治与宗教及方术之关系

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宗教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首推佛教与道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土,道教于东汉末年创立巴蜀。自佛、道两教问世传播以来,历代统治者与之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统治者神道设教,固然要利用宗教来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宗教家往往亦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为其传教鸣锣开道。历史上,唐太宗、高宗父子为玄奘所译佛经作序;武则天指使僧人伪造佛经,为其登基做皇帝散布宗教预言;成吉思汗万里之外召见声誉日隆的道士丘处机,给予极高礼遇,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为蒙元政     

唐代寺院对诗歌儒释融合作用初探

唐代的寺院不单纯是僧人修习或宣扬佛教的场所,还是诗人、士大夫们习业和寄居的地方.诗人涉足寺院的各种活动,与寺院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寺院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唐代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载体,寺院的佛教文化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开阔了诗人的思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并促进了诗歌通俗化趋势.同时,佛教通过寺院这一载体,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儒释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佛教儒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需要.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代瑞安学派成因探析

瑞安学派是清代乃至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近代学者崔学彭、孔昭鑫、马君武、宋慈抱等曾言及瑞安学派，然学派成因却不得而知。本文认为:明中叶至清初的学术发展、乾嘉考据学的盛行、文字狱及《四库全书》等典籍纂修和科举、书院的驱动是推动学派形成的关键因素，家学渊源、姻亲关系、师友交流是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因。     

《后典丽赋》的编选与传播考论

南宋进士试赋制度较北宋更为长期稳固,与此相关的律赋集的编选在南宋也极为兴盛,然今天大多佚没无闻。《后典丽赋》是南宋律赋选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乃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所编选。该书选文详今而略古,体现出鲜明的趋时特征。此外,该书刊刻所涉及的贪墨行为,凸现了律赋集编选的牟利动机,因而在选文质量上难与北宋律赋集相比。在这样的律赋范本的指导下,宜乎南宋律赋日渐走向没落。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

考察了甲骨文中的叹词"俞"和先秦《尚书》中的叹词"俞"的情况,先秦其它古籍少有"俞"这个叹词,由此可证《尚书》之《尧典》来源很古。     

戏曲理论中“本色”之演进

“本色”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色”一词从出现至宋、元、明,逐渐在戏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明中叶后,“本色”“当行”的相提并论使得“本色”内涵向更深层次发展,至清代以及当今,“本色”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晚宋战乱对蜀士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的凸显。动荡的外部环境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蜀士对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深重悲慨,显示出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在还蜀之望愈趋渺茫的情况下,蜀士仍始终将蜀地故家视作归处所在。由蜀人身份出发,蜀士将言蜀事视作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蜀士不满于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有被忽视与抛弃之感,故其诗作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其对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全无冲突,于中体现出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论南宋名家扬无咎的词画艺术及其影响

扬无咎是南宋初期著名墨梅画家、词人、书法家,其词、画、书法尤为人所称,时有"逃禅三绝"之誉。其词清丽婉雅,格调殊工;其画清淡野逸,格高韵深。以《柳梢青》与《四梅图》为代表的词画艺术,真正达到了"词中有画、画中有词"的极高境界,并将词、画、书法三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词人刘克庄、周密、陈允平,元代诗人虞集、张雨、柯九思,明人文徵明、文嘉、徐守和、徐贲,清人宋荦、宋韦金,乃至乾隆皇帝等,或题跋、或追和,蔚成词坛画苑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