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后真相"现象的根源及本质

作为一种以情感高于真相、片面呈现真相、真相界定真空为特征的社交媒体传播现象，“后真相”现象生成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真相需求消解、真相真实消解和真相权威消解的真相还原困境。相仿的命名和相似的消解内涵使“后真相”概念自出现就同聚焦西方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密切关联，而西方社会“后真相”现象所指代的真相还原困境早在其命名行为前就已出现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剖析出西方社会真相还原困境根源于元叙事的崩溃、部分真实的虚拟景观和符号化的现实，其本质是资本主义通过知识商品化的信息霸权、景观潜移默化的统治和“真相危机”的完美罪行来掩盖其控制真相的手段；但后现代主义对这一现象的否定也消解了受众对真相还原困境的反抗，未能深入到信息商品社会化生产同信息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分析。     

库切小说《耻》的“中心消解”式的叙事策略

在库切小说《耻》中，叙事者的卢里所经历的种种耻辱构成了小说的主题。“耻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随着卢里身上中心主义的一一消解逐渐建构起来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耻》在叙事表达层面，运用“中心消解”式的叙述策略，主人公每一个中心主义情结消解的过程也是他新的耻辱形成的过程，这些看似独立又环环相扣的“耻”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涵。     

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关于符号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论纲

长期以来，由于文字崇拜、文本中心和文人心态的影响，固有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局限于文本范围，堪称“文本诗学”。如今面对文本中心的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口传文化的存在及其原创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对“口语诗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诗学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略论小说《变》的叙事艺术

“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米歇尔·布托尔的作品《变》很多方面看上去和传统小说一样,但实际上布托尔在《变》中严格贯彻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抛弃了传统的按时间顺序铺展故事的做法,将时间分解成碎片并空间化,共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中心被消解,结构在一种无穷的置换之中被永远地延宕.读者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无序的、零散化的、不确定的模糊化的文本世界.传统小说的时空、情节、人物、中心等要素由此而颠覆消解,但《变》同时也以实际创作表明,所谓的“消解”,并不等于彻底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论"新生代"诗歌对传统诗歌模式的消解与重构

新生代诗歌与传统诗歌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主要论述“新生代”诗歌的三个特点:消解道德实体,张扬生命本能;消解本质模式,追觅本原事物;消解意义中心,指归语言本体。     

论大学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转换

在我国的大学英语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研究越来越深入，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正在被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所取代。新的教学理念下，教师的角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教师不再是一直以来担当的管理者和监控者的角色，而是集管理者、监控者、示范者、辅导者、信息提供者于一身的“复合角色”。本文对新时期教师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提出了新旧角色实现顺利对接的途径。     

自我解构与自我的诗意离散──关于德立达与伍尔夫之比较研究

本文围绕“自我认知同一性”的传统观念如何在德立达和伍尔夫各自的书写中得以消解的比较研究,指出德立达是通过分析的、形而上的和中心离散的方式,达到对“同一性”的消解,而伍尔夫是通过想象的、意象的迭加和诗意的弥散,取得了对“同一性”的消解;前者重在“消解”,后者重在彰显消解后“自我”多元的复数特质;前者是哲学思辨的,后者是诗意想象的,但途虽殊,却同归于一个目标。同时,文学的哲理化,是勾通文学与哲学对话的重要途径。就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上来讲,文学优越于哲学。因此,伍尔夫超越德立达。     

社区里的反家暴义务监督员

深圳罗湖区成立了广东省首个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以来,不少家庭暴力都被消解了。一群义务的家庭暴力监督员正活动在各个社区,为阻止家庭暴力而忙碌着。这些监督员对家庭暴力有着最直接的认识,正在积累反家庭暴力的经验。一张重要的上岗证刘善普老人递给记者的名片上,第一个头衔就是“罗湖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东门街道监督员”,他是第一位参加罗湖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以下简称“防护中心”)的义务监督员,“上岗证”编号001号。这个“上岗证”是防护中心成立之初,他跟罗湖区妇联主席成泽彦商量出来的结果,“没有上岗证,名不正言不顺。”他对这个上岗证…     

价值的主体性维度及其意蕴

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特性。从主体(人)出发,深刻认识主体,充分理解和把握价值的主体性,是研究和解决价值问题的关键。从主要关注客体转向关注主客体关系、特别是关注主体,立足主体性维度进行价值分析、乃至一切哲学问题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突出了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消解了价值的客观性神话、普遍性神话、以及所谓永恒的“价值真理”。而且,价值的这种“主体性”是一种客观现实,它本身是不可能被“摧毁”或“消解”的。     

寻求“多数”与“少数”正义的和谐态势——现代社会转型与宪政民主体制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转型的纵深发展及法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们需要逐步消解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少数人利益诉求得到考虑并被认真对待，故我们开始转向宪政和法治，通过重新审视民主、宪政和“多数至上主义”，剥解出一些深藏其中的问题，以求通过宪政设置一些实质性和程序性的路障，达到防止岁数统治已经展现或至今仍潜伏着的流弊，寻求社会中“多数”与“少数”正义的和谐态势。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对男权中心文化性别观念的根本颠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重新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和性别的不平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滋生并繁衍了男权中心文化。张爱玲的著名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从解剖“对的世界”、逆转“红”“白”世界、以及颠覆“既定的世界”等三个方面，质疑并颠覆了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观念。作品中的“红玫瑰”(指王娇蕊)与“白玫瑰”(指孟烟鸸)的相互转化，使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婚姻指向和“性”期待互相矛盾、严重冲突，使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消解。     

优惠于民 服务于民的——秣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江宁区秣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惠于民，服务于民”的服务宗旨演绎出实实在在的“救死扶伤”行动，获得群众交口称赞，在“以患者满意为目标”的口号下，该中心倡导以病人为中心，实施人性化服务、人性化管理，调整药品结构，让利于民，全面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预防保健水平。2005年底，“中心”被区卫生局授予“先进单位”称号，中心主任李民进还被评为“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先进个人”。     

网络传播的“后现代”特性

电视虽然呈现出后现代的某些特点 ,但只有由电脑技术支撑的互联网才充分显现出后现代的真正来临。互联网技术的成型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从隔离到兼容”、“从集中化到分散化”的过程 ,潜藏着一种消解中心的文化理念。网络传播消解着传统媒体以传者为主体的“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 ,使传播权力发生流变。网络主体行为个性化使得网络语言的述行性颠覆现代语言的各种规则 ,网络叙事则表现了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而倾向于“去中心化”的“小叙事”。我们要以积极的文化态度辩证地对待网络的后现代特性     

从罗蒂哲学看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

本文认为罗蒂哲学的基本立场并不是一味地“消解”、“破坏”，而是在“消解”的同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消解系统哲学是为了建设教化哲学、后哲学文化；消解强理性是为了倡扬弱理性；消解非历史的真理是为了坚持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消解大写的人是为了呼唤出小写的人，让现实的人的生活具有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从罗蒂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无意义的，相反，它对于消解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虚假死根、对于开辟哲学和其它文化发展的新空间、对于现实世界的文化交往和人类积极的生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性同体”：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

“双性同体”是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突破了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达到了性别超越的新境界。《女勇士》是多元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小说首先通过“花木兰”的师傅—老汉老太太,表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思想,即双性同体的始原模式对父权中心的消解。然后着重塑造了“花木兰”这样一个双性同体的艺术形象,她既替父出征,英勇杀敌,同时又在军中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是一个有着复杂而混淆性别的女性形象,体现了汤亭亭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对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通过对《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认为双性同体用消解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消解父权中心,是对人类历史形成的两性间对立、冲突、压迫与反压迫关系的反拨,双性同体的“女勇士”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完美的“人”的代表。     

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栖居”——生命哲学视域下的教育沉思

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审视，当代教育的功利主义，使生命的意义被消解；教育与生活的分离，使生命失去了根基；教育者角色的强化，使生命的灵动与创造被泯灭。生命解放之路在于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是自由地栖居、创造性地栖居、精神相遇地栖居。     

图书馆员信息素质浅论

“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信息的社会化趋势使图书馆成为信息资源的集散中心、信息资源的开发中心和社会信息的服务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加强对图书馆员信息素质的培养。本文从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计算机能力等方面阐述了图书馆员信息素质的内容构成,以及提高馆员信息素质的途径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