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构、制度安排与救济完善——完善我国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制度的三种途径

2010牟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出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宣告倍受非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使命即将终结,"拆迁"一词也随即被"擞迁"取而代之,但原有拆迁补偿机制内在的价值缺陷、制度缺失、救济虚设等痼疾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根除,从价值重构、制度安排与救济完善三重层面探寻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城市房屋...     

拆迁正义实现的条件——兼以合肥市为例的一个实证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由于拆迁正义实现不足导致大量拆迁问题,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拆迁正义实现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主导拆迁的政府部门因受"政绩工程"与"土地财政"等利益驱动,导致"守夜人"的"角色异化",最终引发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从现有"和谐拆迁"的个案看,拆迁正义是可以通过完善被拆迁人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公正补偿机制和保障程序公开透明的三个关键条件来实现的。这也为新通过的拆迁条例在今后如何实现有效实施中,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财产征收的专门与统一立法——兼论《拆迁条例》修订之局限

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引发了众多拆迁悲剧和程度不同的冲突,而现行相关立法呈现滞后和制度供给不足的特征,体现在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没有形成,缺乏公共利益的明晰界定,征收的正当程序及其补偿标准、救济程序需要重构等诸多层面.本文认为,前期启动的<拆迁条例>之修订具有局限性,制定一部财产征收法是理论探索、现实需要和立法技术上的理性选择.     

城市房屋行政强制拆迁的思考

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扩展和旧城区改造,城市房屋拆迁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最易引发社会问题的一个领域,而这其中又尤以强制拆迁最易引起纠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方式有两种,即行政强制拆迁和司法强制拆迁,由于行政强制拆迁有强大的行政权力支持,高效快捷,故被广泛运用,本文将就行政强制拆迁的基本问题做简要的分析。     

司法强制搬迁执行立法问题研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视为是以司法途径阻止暴力强拆的制度进步,是阻断暴力拆迁的法律依据,而其中的司法强制搬迁执行规定更被视为这一行政法规中的制度亮点.将强制搬迁的决定权交给司法机关,意图在于通过司法的中立性保障搬迁执行活动的有序和公正,这对于平衡征收活动双方利益,解决征收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在实施中并未达到彰显正义和保证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预期效果,房屋征收实践领域,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规避新条例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通过对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立法问题进行梳理,反思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并对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具体细则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以切实有效的保障公民权益,规范征收活动.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实施,确实推动了土地制度发展,但是目前中国法律没有对商业拆迁进行专门的区别和立法,使得现实中的拆迁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强制拆迁和抗拆迁的案例,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二者利益矛盾。本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征收已经演变成商业拆迁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针对条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是扩大公众参与;二是明确补偿内容。     

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对策探讨

房屋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房屋所有权、人的生存权和人格权的综合载体。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又存在着严重缺陷,因此强制拆迁这种严重侵权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保护公民的物权,必须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在救济被拆迁人权益的原有法律基础上,《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可发挥重要作用。     

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缺陷及其重构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一些缺陷,表现在立法层级、拆迁目的、法规内容、权利救济四个方面.重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需要从改变立法观念,提高立法层级,完善立法内容,明确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     

农村征地拆迁法律制度缺陷及健全对策

我国农村征地拆迁法律制度很不完善,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有关农村征地拆迁的法律制度只是散见于《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立法中。征收前提公益目的泛化,征地利益分配不合理,征地程序缺乏严格的农民参与机制,争议裁决及救济机制不合理。因此,应尽快制定城乡统一的征地拆迁补偿基本法,立法中应界定公益目的内涵及外延,公平确定征地利益分配标准,通过完善行政救济机制和建构司法救济机制化解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及争议。     

对我国城市拆迁中强制拆迁制度的一些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房地产业及其市场的不断发展,强制拆迁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倍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现行的城市强制拆迁制度存在程序方面的不合理及实体上的缺陷.旨在于通过对我国现行强制拆迁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分析,希望我国现行的城市强制拆迁制度能够进一步的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时代特征与治理路径——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思考

中国义务教育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导下,义务教育要体现新时代的特征,寻求新的治理路径,从多方面促进均衡发展。其中应致力于五个方面：推动义务教育"创新发展",强调驱动力、内涵式、立体化;推动义务教育"协调发展",注重整体性、互补性、特色化;推动义务教育"绿色发展",重视生态化、可持续性、生命关怀;推动义务教育"开放发展",加强国际化、合作化、包容性;推动义务教育"共享发展",力求公平性、科学性、多元化。     

劳动教养废止后的新进路--违法行为矫治化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的产物,问世以来对维护我国社会治安、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和规范性生存困境,其中权力制衡式微、日常管理混乱和救济途径不畅等运行规范性困境尤为严重。在依法治国和尊重人权的法治语境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加快违法行为矫治化改革。为了遵循权力制衡和程序正当的法律原则,违法行为矫治化必须实现控审执分离,创新执行管理模式,完善监督救济渠道。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体适用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部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在具体适用上存在较大理论和实践争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本质是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说没有全面认识到该程序的本质。司法解释扩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严重背离了程序法理和制定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没收”的性质是“特别没收”;证明对象包括:被追诉人存在犯罪事实且该被追诉人已死亡或潜逃,被追诉人存在的犯罪事实与请求没收的财物之间具有实质联系。对于“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的解释应当遵循实质联系的标准。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中国语境分析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我国侦查程序中非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权利救济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侦查程序不具诉讼形态;也使得公诉权缺乏应有的控制,公诉方式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造成庭前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落实,证据展示程序难以运行以及庭审法官的预断不能排除。     

行政法律制度变迁与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对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对行政组织制度的影响 ,表现为继续推行传统的行政组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同时 ,注重培养非政府公共管理部门 ,即“第三组织” ;行政行为制度应当回应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新公共行政理念 ,注重相对人的参与与民主化 ,注重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运用 ;行政程序制度的崛起是新公共行政理论对行政法律制度影响的又一具体体现 ;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加强 ,监督对象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是新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     

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责任认定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风向标,其高度自主化的学习决策机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产物,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使得现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体系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奉行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标准来判断责任承担的主体,实行以驾驶人注意义务为主的过错责任原则。而随着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化的趋势不断增强,自动驾驶系统具备驾驶人的属性,系统生产者的产品责任有替代驾驶人责任的趋势。结合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性对其侵权事故责任认定问题展开研究,通过黑匣子技术合理界定运行状态,在平衡技术创新与受害人救济的原则下,认定自动驾驶模式下的交通事故侵权由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然而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性的存在决定着它不同于普通产品,因此通过强化生产者的说明义务,建立严格的事后监测机制,规定生产者的免责机制和设置强制保险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机制来合理分配损害责任。     

从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演进路径分析

我国义务教育城乡分立的供给机制导致义务教育城乡非均衡发展态势难以逆转。近30年来,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虽然历经从"乡村自给"到"公共财政保障"的转变,但是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并未实质性的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学龄儿童依然受到不平等的教育待遇,城乡之间学生、教师、教育资源流动还存在大量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的构建已刻不容缓。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必须从城乡分立机制设计向城乡统筹的制度设计过渡,从经费供给单向度改革向全方位综合改革过渡,建立城乡学校之间联动发展机制,改变城乡义务教育空间组织形态,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与协调发展。     

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兼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具有落实“绿色原则”、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以及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等功能。实质上，该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代修复制度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这一公法制度引入私法之中，利用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倾向。然而，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还存在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如何衔接、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引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避免“放弃权利”等问题。因此，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应保留该编救济私益的特征，限于对与私益损害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并从代修复主体扩张与代修复顺位设计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兼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具有落实“绿色原则”、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以及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等功能。实质上，该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代修复制度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这一公法制度引入私法之中，利用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倾向。然而，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还存在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如何衔接、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引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避免“放弃权利”等问题。因此，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应保留该编救济私益的特征，限于对与私益损害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并从代修复主体扩张与代修复顺位设计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初探

根据教育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适宜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公共财政是政府公共治理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代表了财政改革的方向。当前,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认识很多,但对于投入的质量却关注不够。究竟如何投入、投入多少、如何评价投入的效益,成为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研究的重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是根据"花钱买效果"的预算观、"委托—代理论"和"目标结果导向"等理论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与关注过程的教育评价具有本质的差异,对于教育评价的转向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