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上）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自由主义话语与人文精神——关于沈从文

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党派团体的自由主义者,沈从文的创作历程、生命历验都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与主流话语疏离的边缘姿态使沈从文的创作成为与新文学运动、革命文学相异的另类写作,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间写作。沈从文的一生从开始写作到最后搁笔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命运的真实缩影,具有典型意义。沈从文作品在对平凡乡村生活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对千年不变的生存方式的隐在思考,既有着对生命庄严和美丽的感慨,也有着对愚昧、静止背后的隐痛和担忧。到底是用传统文化来救弊现代理性,还是用现代文明来纠偏乡村的野蛮愚钝,这是沈从文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民族道德重建中需要理清的问题。     

章法外的成功——沈从文文论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沈从文文论在客观上弥补了新文学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就人生观和文艺观的主要倾向而言，沈从文采取相对温和的审美论立场，以美学观点和美学方法作为文学理论的主导观念和方法，在理论上有具体针对性。其主体论批评亦可作如是观，在突出审美独特性的同时以哲学反思为特色，对人的主体特征进行艰难的论证。所长处往往蕴涵所短，这样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都源自于沈从文的文论与创作取同步前行的姿态。     

现代性、反现代性与《边城》中的金钱意象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金钱、货币、与金钱有关的事件以及围绕金钱所展开的商业活动被刻意地反复书写，体现了沈从文从金钱视角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从而使得与金钱有关的主题成为《边城》中的核心主题。沈从文意识到资本抽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的诗性关联，导致人、自然、世界的祛魅和空间的均质化。而通过有意识地将金钱从一种等价交换的抽象物还原为一种象征交换的礼物，以及对由资本所带来的同质性空间相反的异质空间的书写，沈从文表明了他对建立在资本原则上的现代性观念的批判立场。     

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沈从文为世人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神奇、浪漫、多情的湘西世界，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声部。湘西的文化特征和沈从文的文化秉赋是一种杂糅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以楚巫文化为主的文化。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与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就因为他以现代的美学观念对家乡的独特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作出了苦苦的追寻与思索。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下)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论岑参边塞诗中的矛盾心态

岑参是唐代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边塞诗人。在他的边塞诗中,突出地反映了他出塞与思乡、建功与归隐的矛盾心态。这不仅与他的家庭背景、个人气质等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解读岑参的矛盾心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诗人及其作品都有重要意义。     

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多以反讽的叙述策略来实现对都市社会的嘲讽。其反讽类型主要有误会式情境反讽和悖论式场景反讽两种。反讽意识的产生缘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及其与人类现代思想的感通。沈从文都市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高超的反讽艺术及其背后深刻的反讽意蕴。     

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

金圣叹与文学世家吴江沈氏的交往 ,对其一生影响甚大。诸沈在政治倾向上多为遁世遗民 ,在文艺修养上多精于词曲音律 ,在为人处世上多敦信尚义。在圣叹生前 ,他们与之切磋交流、相濡以沫 ;在哭庙冤案发生后 ,更有收殓骸骨、收留遗女、收存残书等种种侠行义举。关系至密者 ,或为其弟子 ,或为其姻娅 ,是金氏交游中最为亲近的一支。     

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反讽修辞是一个具有拓殖性的概念 ,它的意义边界随着反讽技巧和手段在创作实践中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地被拓展着。成功的反讽有助于含蓄有力地体现自己的修辞目的。反讽由三个要素构成 ,即作者在小说中的非直陈式修辞性介入、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及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这些要素决定着反讽的性质及其功能的体现     

聂绀弩的《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及其他

《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是作家聂绀弩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两篇著名杂文,由于取譬奇特,含蕴隐晦,世人对其写作背景及讽喻对象存在着误解。从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看来,这两篇杂文的写作背景都与1944年延安指派何其芳等人来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重大政治文化事件有关:前一篇杂文侧重于批评胡风对延安"文艺特使"何其芳的态度;后一篇杂文侧重于挖掘胡风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心理原因。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杨万里的隐逸情怀

杨万里具有较强仕宦意识的同时,也拥有浓烈的隐逸情怀,这种情怀伴随其仕宦始终,且愈来愈浓。这是其对时局失望后,重新审视人生价值、调整处世方式的不得已举措,折射出其正直高洁的人格。致仕归隐是其保持这种人格的无奈抉择,也是惧祸心理支配下消极对抗现实的一种有效方式。正确认识杨万里的隐逸情怀,对于深化其研究,乃至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研究,皆有重要价值与借鉴意义。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