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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泉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5(4):22-31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相似文献
2.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 相似文献
3.
薛泉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5):69-73
李东阳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君、忧国、忧民三个层面。忧患意识伴随着李东阳入仕以来的人生历程,尽管其内涵、强度在不同时期有异。李东阳的忧患意识具有持久性、深刻性、前瞻性、进取性,从广阔层面上展示了其丰富的政治心灵世界与文化品格。 相似文献
4.
薛泉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3):78-83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相似文献
5.
薛泉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6(2):50-54
目前 ,学术界对两晋拟古诗成因的探讨还不够全面、深入。从大的文化背景着眼 ,结合两晋时代背景 ,指出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依古意识、当时之意象理论、那一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是促使两晋拟古诗产生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因 相似文献
6.
薛泉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6(4):415-419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相似文献
7.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薛泉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4):497-500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弘治十四年以前,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这主要与其少年教育、仕途经历、君臣关系有关.之后,这种意识逐渐淡化;至正德间,已非常淡薄.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点: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体弱多病,痛失爱子;朝政昏暗,对国事彻底失望.正德间,东阳不能去位,并非迷恋相位,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无论如何,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相似文献
8.
薛泉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9(3):310-315
在明代复古文化背景下,李东阳的文学思想蕴含着诸多复古因子。其复古文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性:兼师众人之长,自铸一己风格;注重诗音乐美,恢复言情本质;以复古为通变,探索文体革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代中期文风转向的趋势,对“七子”的崛起及明清文学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其还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 相似文献
9.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内含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是公共政策公平属性的自然衍伸.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内涵体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过程公平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利公平是基础和前提.从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规范性政策工具、程序性政策工具和技术性政策工具等三种模式,每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保障了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实现. 相似文献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