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之路:《虞氏易言》在易学史上的意义

在乾嘉年间象数易的极盛时代,以象数易研究丰硕成果享誉学界的张惠言,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超出门户陋见,按义理派的解经路线写出《虞氏易言》一书.该书不用象数学的一例一言,却吸收、运用了它的成果,深刻阐释卦爻辞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理.它并不否定象数学,实则与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张氏以此书倡导兼综并蓄的易学新方向,对于清代后期易学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宋时代,朱熹曾经把象数、义理两派理论融为一体,大大推动了易学的进步.数百年后,张氏沿着他的路线,将易学主潮从象数易再度拉向融合之路,在易学史上同样功不可没.     

隋唐道教术数学派与传统数学关系考论

关于隋唐时期道教在传统数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多的探讨,然仍显不足。要言之,隋唐道教术数学派坚信术数与数学互为表里,通过"算"、"数"之共性将术数、数学融为一体,并以兼摄数学之术数求道证道。这些思想使得其自身在传统数学(包括天文历算)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影响了传统数学的精神气质和发展趋势。而道教术数学派在术数、数学上的研究,对道教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郑玄易学

郑玄是汉代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推出爻辰说、五行说及九宫数说、爻体说等,使汉代象数易学发展到了又一高峰。尤其是独具特色的爻辰说,更成为他“多参天象”而与其后“全释人事”的王弼易学不同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他继承古文费氏易学的传统,倾心于对经文进行义理性的诠释,倾心于揭示和把握由各种卦爻象体现出来的天地变化之道,从而使象数易学烦琐、虚妄的弊端暴露无遗,并将其引入绝境。郑玄在易学白象数易学向玄学派易学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象外之意——周易意象学与中国书画美学

本书以易学意象美学为纲领，系统论述了《周易》“意象”、“刚柔”、“蒙养”、“素”、“贲”、“神”、“妙”等范畴的美学特征，以及这些范畴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并从易学意象学关于“物”、“象”、“意”的关系入手，分析书画艺术“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审美观照理念的整体特征，分析易学意象思维模式、观照方法、时空结构、神变特征等方面对传统艺术，特别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和推进。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略论荀爽易学

荀爽易学在汉代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易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荀爽在对《周易》和易学基本理论进行全新阐释的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乾升坤降（阳升阴降）说,并构成其易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荀爽通过对《周易》思想的深入开掘和充分发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卦变说。另外,卦气说等传统的易学体例也在荀爽那里得到创造性运用。荀爽易学虽然在总体上属于象数易学的范围,但他的易学体例主要是用于解释经文,继承、贯彻的是古文费氏易学的传统,而且其中的人文主义因素更趋明显和浓重,并与荀爽个人以中和理想为指归的社会政治思想相映成辉。这一切又使汉代易学中象数形式和义理内涵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使象数易学走进死胡同,终于引发了扫落象数的王弼玄学派易学的兴起     

唐文治《读易提纲》述要

《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以《十翼》为界;二则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以《十翼》为准绳。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亲历与疏离的诗性记录——《海上传奇》的影像解读

贾樟柯在记录影片《海上传奇》中以18位与上海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的口述呈现出上海从1930年代到2010年的历史样貌。影片在叙事中运用影像交叠构筑起上海这座城市的聚散离合与颠沛流离命运。影片中对上海日常生活场景以及无名人物的聚焦则是贾樟柯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投射,反映出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情感上的疏离。     

庄子“吾丧我”思想下的绘画创作与教学

庄子“吾丧我”思想是《齐物论》全篇的精神内核，对于当前的绘画创作与教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性。首先，分析历来学者对于“吾丧我”的各种解说，力图准确把握其含义。其次，回望西方绘画创作历程，分析西方绘画创作与“我”之间的各种关联性。再次，比较庄子“吾丧我”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无蔽真理”观的相通性。最后，运用“吾丧我”思想解读法国绘画大师保罗·塞尚的绘画创作历程。     

“我怀疑故我在”与“我思故我在”之区别

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论证的出发点、“我”的含义和论证的目的三个方面。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和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实质。     

我思故我在－－试论笛卡尔普遍怀疑原则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阐明笛卡尔认为之所以要怀疑的原因出发,指出其普遍怀疑原则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这个原则一直被人类自觉不自觉地应用着。没有怀疑就没有进步。在今天,我们尤其要强调利用普遍怀疑这样一种方法去创新。     

论笛卡尔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悬置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新世界"哲学的真正奠基人,因为是他把"真理"问题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置入"实际地确立了"我思"(主体)设定"对象"(客体)的主体性哲学原则,从而决定性地开启了近代知识论哲学路向。正是这一哲学路向的开启,感性——这一彰显人的鲜活的生存情态或人在存在论上的处境被深深地锁闭起来。     

《易经》英译风格探微

通过译文的比较分析 ,认为贝恩斯的译本比理雅各的在表现文学风格的手法上进了一步 ,颇具诗韵。但是 ,两个译本均远未达到保留原作风格的理想境界 ,尤其是未能传达神秘深邃的深层含义 ,因此丧失了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故翻译《易经》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应由文、理学者合作 ,综合运用阐译、注释及其他多种译法才能解决     

XML/EDI发展趋势研究

本文分析了XML／EDI的发展背景及现状,并对XML／EDI的发展趋势作了合理的预测,以便EDI开发者、 使用者参考。     

浅议君士坦丁一世对多神教实行宽容政策的原因

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在位期间不仅保护和支持基督教,也对传统的多神教采取宽容政策.他对多神教的宽容是其宗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于实际的政治考虑,是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统一帝国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     

Than I还是Than Me？——基于语料库的功能语法解释

一般认为,比较结构中than后人称代词的比较对象是主语时,这个人称代词可以是主格也可以是宾格,用主格时than是连词,是正式语体,用宾格时than是介词,是非正式语体。然而,通过BYU语料库以第一人称代词为例进行的数据统计显示,无论是正式语体还是非正式语体,直接以I结束比较结构都是有标记的,而than me是无标记的。依据功能语法的基本观点,有理由认为,me并不是than的宾语,而是第一人称代词的重读形式。     

“我”的变奏

作为一种以主观抒情为基本手段的文体 ,诗歌 (尤其是抒情诗 )中的“我”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通过对“我”在 2 0世纪中国诗歌中变化历程的考察可以看出 ,政治文化干预和影响了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 ,“我”在诗歌中的变迁 ,也反映了 2 0世纪中国诗歌自我完善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