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是朱熹、张栻围绕二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讨论。对朱熹、张栻来说,这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同时代学者看来,朱张两人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也难分轩轾,因而总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朱子门人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在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中,突出朱熹的主流、正统地位,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而将张栻描述为最后改变自己看法而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是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并在元明清时期通过不断的重复变成被大多数士人学者所认可的“事实”,为朱熹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提供佐证。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     

朱熹的《诗经》说与《毛诗序》

朱熹是宋学派《诗经》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诗经》学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对《毛诗序》(以下简称《诗序》或《序》)进行怀疑和批判。朱熹对《诗序》究竟作过哪些批判?朱熹自己对《诗》义的解说与《诗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许浑卒年辨

本文对谭优学先生所定许浑卒年提出质疑。谭先生以许浑《陵阳春日寄汝洛旧游》、《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二诗为大中十一、十二年间所作，笔者详考诗意及唱酬对象，定此二诗分别作于开成四年前后和大中八年。再据顾陶《唐诗类选》成书时间及序中所记之确证，断许浑于大中八年卒子郢州刺史任上。     

朱熹诗经学思想矛盾性探析

朱熹诗经学思想多有矛盾之处:一是对《诗序》的态度,尽管朱熹多次提到《诗序》不可取,但在具体解诗时多从《序》说;二是面对华夷之辨时,朱熹对王室正统的价值评判背离了其一贯坚持的道德至上原则;三是具体解诗时文学情感与义理道统之间的冲突.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宋代理学背景、朱熹多重身份及当时的政治现实等.     

论朱熹“明违而阴从”之诗序观

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朱熹对《诗经》小序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本文认为从知识和伦理层面进行分析,朱熹反对小序实是＂明违而阴从之＂。本文针对朱熹《诗序辩说》《诗集传》中关于诗序的思想,对比以郑樵《诗辩妄》,力图略尽此意。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吕祖谦与张栻交游详考——兼谈南宋初年"东南三贤"之由来

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南宋初年的“东南三贤”,其中吕、张交游学界尚无专论,然却是分析此学术共同体之由来以及内在构成的关键。特别是吕、张为期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二人约十二年的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的书信参与,影响了他们学术的发展。“东南三贤”中的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发问推动最多则是朱熹,吕祖谦则以张、朱之后学自居。张、吕去世之后,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朱熹的地位日愈重要,然而其议论则使后人对浙学、湘学之认识发生偏差,故梳理吕、张交游,并还原“东南三贤”由来历程,当极有必要。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读《郑樵诗辨妄辑本》

郑樵《诗辨妄》的主要成就是否定《诗序》为子夏作 ,对《诗序》作伪的方法进行了总结 ,指出 :“作《序》者有可经据 ,则指言其人 ;无可经据 ,则言其意。”及依据谥号来确定美刺。他还从来源、史实、语言、《诗》的命题方法等角度作了辨伪工作。此外 ,郑樵反对以美刺说《诗》 ,从音乐的角度解释风、雅、颂 ,并注意结合诗歌的特点来分析批评《诗序》的美刺说。郑樵的观点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 ,故《诗集传》不录《诗序》。《诗辨妄》动摇了《诗序》的权威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诗序》强加于《诗》的封建说教 ,为正确地理解和研究《诗》作出了突出贡献     

南宋前期《诗经》研究的主要特征

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此时出现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的《诗集传》。而对《诗序》发生全面怀疑以及守序派与废序派的激烈论争 ,乃是此时《诗经》研究的最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诗经》研究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     

论中国古代情感观念的发生形态

一、“物感”说原始朱熹是一位理学家,他在《诗集传序》中倒是很开通地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他不取汉儒之“风刺”说。又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卷八十)他注意到了《风》诗多言男女之情,同时又强调了“感物道情”,说明这位理学家对诗有些见地。须知,最原始的“感物”并最能形成强烈情感状态的,就是感“人”,即男感女,女感男,“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24页)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易经》,就记录了“感物道情”最原始的发生形态。     

朱熹穷“理”三清山——兼论《读书有感》诗的哲理内涵

南宋淳熙三年(1176),朱熹登游怀玉山脉主峰三清山后而作的《读书有感》诗,不仅是宋代哲理诗的名篇,而且是朱熹“穷理致知”治学的一个明证。这首诗写成于儒道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后一年,表明朱熹的理学思想从此而飞跃飚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从《读书有感》诗的写成年代、朱熹穷“理”三清山的史实和朱熹理学思想飞跃的契机动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揭示朱熹“格物穷理”哲学思想核心的确立与完善的“顿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