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多民族国家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

通过对北部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一定程度上能够概括分别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游牧行国有一个以游牧为生业的族群作为行国凝聚的核心力量;拥有一个被称为单于或可汗,类似于中原农耕王朝皇帝的行国权力核心;拥有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维持和发展着行国体制的运转;拥有一套维持行国体制运转的以十、百、千等数量为单位设置的管理体系;具有以一定继承关系的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游牧文化等构成了游牧行国的主要特征。游牧行国的发展轨迹:最初分布着星罗棋布的众多小的族群,之后不断凝聚、壮大,发展成为一些规模不等的,以某一族群为核心的游牧行国。在不同时期,草原上游牧行国的存在数量取决于游牧行国实力的对比,变化是其常态,但游牧族群的凝聚却是一直在进行着。至蒙元时期游牧行国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游牧族群逐渐蒙古化是其凝聚结果。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二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三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二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一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等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因此，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助推作用。     

论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特征

游牧经济是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类型。蒙古族游牧经济曾经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人与牲畜、自然与牲畜的关系,保持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蒙古族游牧经济具有游动性、均衡性、分散性、脆弱性等特征。考察和研究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特征有助于重新认识内蒙古或其他牧区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大一统"思想虽然萌芽于先秦时期,但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其核心是"汉为天下宗",董仲舒等对"大一统"的解读是对这一观念的完善。"大一统"思想形成后为后代所继承,隋唐两朝是积极的实践者,但边疆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的继承和发展则使其成为了缔造多民族国家的积极主导者。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更加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最终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定型。     

论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基本矛盾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之一。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内涵,是在农业文明时期,通过畜牧业生产方式而体现的蒙古族牧民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外延,包括种类上的“五畜”和时空上的界定。时间自蒙古民族形成到清朝末期,空间以蒙古高原为轴心地区。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犹如一硕大无比的雪球,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发展和壮大。在汉民族形成时期,其族群结构复杂而多变,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沧桑中呈现出互动融合之势,这其中主要包括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及其向夷、蛮、狄的波及和扩展。其间的族群认同,即族群身份的确认（其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型过程。     

先秦时期的云南游牧文化

游牧文化在历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鉴于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它们远胜于农耕民族的活动迁徙能力,因此研究早期游牧文化应放眼于更为广阔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之下,更多地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先秦时代的云南,由于地理气候的特点,畜牧业发达,游牧人群的活动十分活跃。塞人是较早进入云南的游牧族群之一,他们的出现和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联系。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以及西南地区的岩画,都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游牧文化在云南的广泛影响。     

传统游牧与乌伦古河可持续发展——以恰库尔图河段阔斯阿热勒村为例

传统游牧生计方式随季节变化,以四季游牧方式有效利用牧草资源。传统游牧文化习俗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协调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乌伦古河流域农业的开发及牧民定居点的建立,河谷内人口、耕地及牲畜数量激增,流域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迁。     

论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的格局——兼谈赤峰红山文化学会的重大研究课题

西辽河古文化是指在西辽河地区发展起来的五种新石器文化和两种早期青铜文化。距今八千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这是目前整个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 发展水平最高的古文化遗存。后起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以及小河沿文化,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推动。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全石并用时代。此时这里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方国。到了距今四千年以前,西辽河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也是大国出现的开始。商朝中晚期以后,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西辽河传统的农耕文化南移中原。继之而起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辽河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一步步由农耕转为游牧。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西辽河的古城古国,西辽河的古代岩画,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等重大课题,是赤峰红山文化学会面临的首要任务。     

试论春秋以前西戎为西地之戎

春秋以前,西戎特指活动于今西和、礼县一带的一支戎族,多见于文献记载,与周秦关系密切。西周末年,西戎与申、缯、犬戎联合迫使周王室东迁。春秋早期,秦穆公吞并西戎。从此,作为独立族群的西戎退出历史舞台,转而与秦族融合。战国以后,西戎含义出现变化,泛指西部戎狄族群,并沿用至今。寺洼文化是分布于甘肃东部地区戎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与西戎有关的考古文化遗存即分布于今西和、礼县一带的寺洼文化遗址。     

论原始五行与四时的整合

商、周两族群是上古华夏族的主干。早期的商族群以渔猎-畜牧生产为主,崇尚四方,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以原始五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周族群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部落,重视四时,素有依据时令交替安排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习俗。战国中期以后,各地域、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断加深,以五行、四时为代表的两种传统文化也随之开始了整合进程。     

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影响族际冲突的因素可以分为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族群因素又可分为原生因素和次生因素;非族群因素可分为偶发因素和一般因素。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通过群体身份、历史问题和群体利益相互连结,使族际冲突的当事方产生认知、情绪和价值判断的变化,一方面导致非族际冲突转化为族际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族际冲突升级或转化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在应对族际冲突的过程中,应判别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及时处置由偶发性非族群因素引发的非族际冲突,防范和阻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的勾连,改善一般性非族群因素以遏制族际冲突的蔓延趋势。     

族际居住隔离:边缘族群三撬人的迁徙落寨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三撬人是因清代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而由湖南靖州锹里地区迁徙至黔东南黎平、锦屏两县交界区域的边缘族群. 三撬人的迁徙落寨和族际居住隔离模式,既是这一区域间资源竞争中必然结成的合作、区分、对抗的一种物质化的隐喻形式,也是其族群生存必然采取的一种文化保护和文化表达形式. 多族群共生环境中的族际居住隔离模式,既是族群边界区分的一种形式,也是建构族群认同的一种必然形式.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姑蔑国源流考述--上古族群迁徙、重组、融合的个案之一

姑蔑本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国族,经历了源于华夏,由中原播迁东方、由夏而夷、由夷而夏,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程,并在先秦夷夏互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周初东征践奄,姑蔑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留居鲁地逐渐融入华夏;其主体部分则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越境,并在越国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楚灭越后,越地经战国纳入统一的秦汉帝国版图,其境内的姑蔑族也在汉晋以后逐渐融入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