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以“主观过错”辨补偿性和惩罚性违约金

违约金可分为补偿性和惩罚性两种,前者在于实现违约金的补偿功效,后者对应违约金的督促功效。违约金双重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对其性质的准确划分,但现行主流标准因自身缺陷在当事人无约定时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界分,导致违约金目的与数额的链接中介缺失,个案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基于此,提出借助主观恶性不同的过错违约和无过错违约间接区分补偿性和惩罚性违约金:过错违约中以惩罚性违约金为原则,补偿性违约金仅在当事人通过特定方式明示时才存在;无过错违约中则仅允许补偿性违约金存在。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从音变构词到多音多义字————以“中”、“间”为例

现代汉语多音多义字往往与古代汉语音变构词有关,“中”、“间”就是典型的个案。从共时角度看,它们属于多音多义字;以历时眼光看,它们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的遗迹;从字形变化看,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中”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基本没变,另一类以“间”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变化较大。厘清这些多音多义字音义形的演变脉络,有助于现代汉字的规范化,也有益于语文辞书的编撰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中小型规范辞书可以根据共时语言事实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专业辞书必须坚持音义契合的时代性原则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模式探析——兼评<新编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教学应转变观念 ,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论中国古典诗学譬喻性的传统

中国古典诗学是西方诗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理论阐释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古代诗论家认识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诗论家看待事物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关系,而是一对二、对三甚至对无数的复线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在建构中不可能采用西方诗学所惯用的那种直言其事、就事论事的逻辑推演手法,而是在更为灵活多变的譬喻性话语体系中寻求发展,形成一种既能把“意”很好地抒发出来,又决不能被“意”所束缚的“睹影知竿”的理论谱系和传意传统。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历经四个不同阶段,总体上“走出去”的步伐显得迟缓,既受制于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折射出迥然有别的驱动因素及文化心态。在解放前,中国电影输出海外仅有零散个案;解放后17年,国产电影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内向型”特征;在新时期,中国影片频频亮相国际影坛,却陷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抚今追昔,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担当,已经降临在当代电影人跟前,我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有所作为。       

立足民生：推进社区教育内涵建设

摘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变迁过程中,民生问题凸现,社区教育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社区教育根植于民众,为满足社区广大成员的学习需要提供教育服务,与民生休戚相关。推进社区教育内涵建设,需要立足民生,充分倚重百姓,扩大民众参与率,培育社区教育团体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不断提升民众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促进社区发展,逐步实现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目标。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汤普森所指的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形态文化和行为文化。在文化史研究中他借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形成了全新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18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开创了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他的文化史观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因而也不能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崇简尚韵的意境营造——古代小品文对确立文学叙事的意义

作为一个文体名目来说,小品文在现代才出现,但其实际历史却很悠久。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出现了小品文的第一次高潮,历经唐宋而在明季达到鼎盛。从写作上说,小品文崇尚简洁,重视情韵,既受史著尚简笔法的影响,同时也与玄学简淡玄微的旨趣相关。其哲学渊源,实为庄玄,提倡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个体的自得自适。这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还文章以审美、娱乐功能;而就审美特征而言,便是崇尚简约,重视情韵。二者一在文用层面,使应用文字变成审美文字;一在审美层面,以意境作为散文叙事的重要特征,从而区别于小说叙事的以情节冲突、性格成长等为主要特征,在古代散文从应用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对散文文体的确立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尚书·无逸>>与<<诗经>>若干问题考辨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几十年来是全国高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古代文学教材,但囿于时代等方面的原因,从作品的题解到文字的注释,今天看来,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就入选的《尚书·无逸》和《诗经》中的若干篇旨意文字训诂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和纠正性的工作,以期对即将进行的全国古代文学教材的修正和统编工作,提供一点建设性的意见。     

哲学的<<易经>>和<<易经>>的哲学

从哲学发展规律看,《易经》是一部以筮书为形式的古代哲学著作;从《易经》成书的时间、作者的政治地位及成书的目的看,《易经》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著作,《易经》的思想主旨是周人的政治哲学。     

<<国语>>与<<左传>>之假设句比较

本文就假设句之范围,将《国语》与《左传》加以比较,以窥当时语言之一斑及两书文字之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