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李贽的经典观探析

李贽的经典观是李贽思想研究目前尚未谈及的领域,李贽一面挑战明代程朱官学经典的绝对权威,另一面又以儒经倡日用之学,经世致用;旁摄佛、道二教经典.吸取精义以释儒经;探讨儒经与史书、文学作品的关系.还原儒家经典为平常之书,并侧面体现经典文本生活化倾向的时代思潮;标立童心,重视自然本性,以"不求甚解"的方式释经、解经、评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贽的经典观目的旨在以"童心"为依傍,批判程朱,反空谈心性,倡经世致用.     

北宋诸帝的重儒活动

赵匡胤创建宋朝后, 探索五代期间由武将拔扈、文官无行所致的皇朝短祚、鼎革不已之原因。他认为其故在君臣俱不读书, 不知儒家的为治之道。他确定倚重儒学的思想文化政策。这一国是为赵光义及其子孙所发扬光大, 终宋亡而不变。北宋诸帝以儒学为治国平天下之道, 颂扬孔子及历代大儒的德行事功, 刊印并赐赠儒家经典, 奖励并引导士人研读《六经》。这一切对于复兴儒学、促成理学形成, 确实起过重大作用     

论《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及其成因

《列子》这部道家之书相传为先秦列子所作,今传其实为魏晋人伪作,然而在此书中,我们却可以不时见到孔子的身影。出现在《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复杂,既有儒家本色,又有道家风貌。大体说来有三种形象:由儒入道,亦儒亦道的孔子;道家仰慕者,通达悟道者;儒家之君子。《列子》既出于魏晋人之手,书中孔子形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社会"调和儒道"的思想密切相关。     

先秦儒者以君主为“言说”对象传播儒家之道的尝试与失败

战国时期,为政者的地位受到传统贵族的威胁,其有向士人寻求方略的需求,儒者亦将"为帝王师"视为实践其政治思想的重要途径,两者的契合促成了儒者以"言说"为手段向君主传播儒家之道的尝试。但由于先秦儒者"言说"过程中其政治主张常常遭到社会现实的证伪,再加上"言说"中不乏迂远空阔之辞,故其主张难以为君主采纳。儒者在向君主"言说"的尝试受到挫折后,将宣扬儒家之道的对象由君主转向士人,希望通过培养合格的士君子以达到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目的。     

刘勰《文心雕龙》“文用”观述论

刘勰论"文"而标举"徵圣宗经",其立意既不同于孟子、荀子,也有别于董仲舒、扬雄;其"敷赞圣旨"之方式,更在马融、郑玄诸儒外,另辟蹊径,故其论"文用",不乏自家面目。他在继承儒家注重教化、顺美匡恶等观念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第一,《文心雕龙》全书宗旨之一,在于重点阐发孔子"四教"中以"文"为"先"的"文"教思想因子,确立了以"贵文"为基础的新的"徵圣宗经"模式;第二,刘勰"顺美匡恶"之说,多结合各体文章之特点,所论怨刺、讽喻、劝诫之对象范围甚广,并不局限"君王"一隅。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曾巩"道统"思想的价值内涵

以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为背景,揭示出曾巩“道统”思想中所暗含的社会政治改革取向及其深层的思想渊源,并以此为契机,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勾勒出曾巩企图以儒家“仁义”之道重新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理想。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略论曾巩的经济思想

曾巩是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除其有突出的文学成就外,他的经济思想也很丰富,涉及到节用、通商、社会救济、重农等诸多层面.曾巩的经济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顾炎武诗中之"易"理

作为明末清初之爱国主义诗人和经史学家的顾炎武，他的诗歌创作是他整个反清复明事业的组成部分，面烂熟于心的儒家经典又是他诗歌深厚意蕴的重要因素。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竟太炎评论他的诗：“不为叹老嗟卑语，不作流连光景词。一代耆儒侪伏郑，更留馀技到风诗”，是颇确切的。顾炎武常以儒家经义入诗，这里只说说他诗中之“易”理。《周易》虽是讲卜筮之书，但寓于诺卦中之思想却很丰富，对自然、社会发展变化之规律，时有精妙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解说。顾炎武对此有极高的评价和独到的见解。他在《与友人论易书》中说：“且夫《易》之…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杨时“诚”论及其贡献

"诚"在杨时的理论思想中居于枢纽地位,"天人之道一于诚","诚"是合内外之道。他坚定地主张"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显著。在政治活动中,法度和治理技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最根本的仍然是至诚。若无至诚,即便有好的法度和治理技术,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他对"诚"的高度重视,自然地延伸到对"直"的重视上面来,有创新性地提出"直"是"尽其诚心而无伪"的说法,并指出非道德意义的"(率)直"在工夫修养中具有有益的作用。杨时的诚论是依托解释、引证儒家经典展开的,其中他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四书思想和经典互诠方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出了独特贡献。     

论曾巩具有儒者气质的语言特征

曾巩散文风格的形成与其语言艺术密切相关。肯定地说,没有散文语言质而雅、淡而腴的审美特征,就没有曾巩散文平正温雅的文风。曾巩散文语言的"质"体现在用最浅近、最朴素的文辞来表达思想,其散文语言的"雅"则体现在多取法儒家经典,多用经典中的语句或化用经典中的语句。曾巩散文语言的淡而腴体现在对字词句的斟酌和运用上,他还善于用平淡的记叙、议论表达深沉的感情。质而雅、淡而实腴最终来自思想的深刻,简淡的语言形式必然要求内容充实。因此,其语言质而雅、淡而腴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审美情趣上的特点,从更深层面而言,它实质上具有道德规范和价值提升的意义,是儒学正统思想的折射,是儒者温文尔雅气质的外现。     

"非庄子当如是解" ——明遗民借解《庄子》以自摅其意

在《庄子》诠释史上,"六经注我"这一诠释理路至明遗民而臻于极致,他们借《庄子》以抒发自己的遗民情怀.觉浪道盛创"托孤说"以表达自己对故君故国的情感,方以智继续发扬此说,以期发扬儒家的忠孝思想.钱澄之谓"内篇凡七,而统于游",通过对"游"的阐释而表明自己的出处和态度.傅山则"以大鹏自勉",彰显自己的独立气节.明遗民对《庄子》的误读却增强了其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而赋予古老的经典以现代活力.就此说来,"六经注我"虽然有穿凿乃至背离经典的过失,但也不无"再造文明"的功效,是可以与"我注六经"并行的.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唐虞之隆……已试之效者也”释正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的序文所谓的“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其中只有仲尼之业才是被验证的对象，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二者则是仲尼之业被验证有效的表现。仲尼之业，指的是先王之道。至少从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汉人已将学派意义上的儒家学术与仲尼之业(先王之道)及孔子等做了较为清晰的区隔，视之为仲尼之业(先王之道)的派生，被武帝卓然罢黜的百家学术中的一家。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